章渭源：八年孤军生活（下）---兰溪文史资料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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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孤军生活

章渭源

编者按语：这是《兰溪文史资料》第六辑《回忆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战斗》和第七辑《八年孤军生活》等两文的续篇。作者章渭源，兰溪市甘溪乡下章村人，是一九三七年上海四行仓库抗日八百壮士的幸存者。

二、在宝山月浦

车队驶进宝山县月浦镇，停下了。由前后各一车日本兵先下车，布好岗哨，再叫我们按次序下车列队，用刺刀逼我们鱼贯而进入电网围着的空地。然后以连为单位，住进用油毛毡盖的木板房。我们就将舖盖和生活用品向木板搁的统铺上一放，出来了解一下厕所和用水所在，又回到铺位上坐着。心弦绷紧，满面怒容，大家心里都在猜疑，敌人究竟将用何种毒辣手段来处置我们？

第二天早上发现四米多高的电网下有一只狗触电而死。

是日本兵有意耍花招弄个榜样给我们看，还是无知饿狗进网觅食而触电致死？我们无心研究它，这是告诉我们电网是不可跨越的。这一日仍无动静。

一星期来，连日雨雪，足不出户。今天天气放睛，阳光普照，空地上已没有水渍。大家都出来晒太阳，顺便看看四周的环境。电网内范围较大，我们五百人住着还有许多空房，其中一间大门关着，从窗口可以看见室内摆着炉子、铁链、烙铁……等各项刑具，但都已生锈，我想，这是刑房无疑。我明白了，我们的住房，是用来关押战俘的，那木板壁上黑点班驳可能是血渍。我中华民族多少儿女为抗战而丧生啊！前面一间房子堆着被他们抢劫来的是我们的肥皂锅炉，锅内还留有半成品已凝结的皂液，以及各种用具和原料。另一间堆放着毛巾机和摇袜机。都留有半成品和棉纱。但看不见成品。有个战友说：。“把我们的机器搬来，难道还要我们在这里继续生产吗”？当即有人反驳他：“那有这么便宜！我们被工部局出卖，落到敌人手里，还不知怎样死呢”。有人说：“我不怕，我要索取一些代价才死”。

电网外有防护沟，三面是田野，一面连着镇边，中间隔着厨房岗所和宿舍。公路交错，不知通向何处？无人可问。镇民出镇口须脱帽点头哈腰出示良民证，遇有携带食品的，特别是鱼肉鸡之类，即随意被拿去。青年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被调嬉。我们在上海孤军营坐井观天，不知外面情景。来到这思，目睹敌人随意侮辱中国同胞的情景。沦陷区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汪逆集团乘我们陷入敌人的电网中的机会，竟不顾羞耻地派人前来大念其“合作”经。摆在雷团副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拥护和平，接受改编，可以升官，二是陷入敌手为笼中鸡，砧上肉，随时听其斩割。雷团副虽不善词令，却坚决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说客无可奈何地溜走了。

一九四一年的不知几月几日，在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我们被运走了。

三、在新龙华

上海西南郊区一处“游民习艺所”是我们的新居。附近住着些农户。我们无法与他们接近。所内高墙大院，泥墙土瓦，一幢幢的工房排列着，象是战时已遭到炮火的洗礼，门窗都已损坏。屋内机器已拆卸一空，只留一些草包机、打绳机等残筋，围墙已有缺口，是临时缮修起来的。靠着大门的两间平房是岗所，一个分队的兵力，四挺机枪、三、四十支三八式步枪，用来监守我们。

次日的早上，日军运来两大筐石灰和一汽车铁镐、铁锹等工具，我看见了这些工具，暗暗吃惊，心里也紧张起来。我们在孤军营时常在报上看到或听到人说，日本兵心毒手辣，捉到中国兵或游击队时，逼他们自己挖坑活埋，人多则挖大坑集体枪杀。特别是南京沦陷时、日军杀人五十万。下关车站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一个剑子手一次杀人一百六、七十人，还登过报。这些印象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着。况且我们不肯拥护“和平”，在月浦没有处我们的死，难道现在要活埋我们不成？我回到宿舍，把看见的情况和想法向班长钱振华（金华人）汇报，并建议：我们决不能坐着等死。狗急尚跳墙，何况被人们誉为壮士的呢？我们有四百余人，以每一百人缴一挺机枪，其余手持铁镇铁锹对付三十余支步枪也是可以办得到的。届时有机枪开路，勇气倍增，大干一下，且战且走，向西郊转移，去找沪西游击队，一定会成功的，反正是一死，死要死得有价值。钱班长听了我说的话，立即叮嘱，不可盲撞，等我向连长汇报再说。

早饭后各连领来工具。各带碗筷列队向工地出发。日军对我们防范极严，两挺机枪开路，两挺机枪随后，左右步枪都上刺刀，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不让我们靠拢。我们来到徐家汇站至新龙华站之间的铁路边，停下来了。命令我们原地休息，不得走动。四挺机枪立即四散分开，相隔一定的射程。正副枪手立即趴下瞄准方向，如临大敌。步枪亦已散开在铁路两边。施工人员动手划线撒石灰。我虽坐着，眼却朝西郊方向看个不停，有几处地形可供利用，道路可通往何处，心中暗暗计算。难道此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吗？这时铁路外面已划妥线，又在路内面划线了，难道还分两处理吗？心里猜疑不定，班长又没有话说，敌方又看不出动静，难道我猜错了？这时日军下令开工了。原来是叫我们挖铁路两侧的护路沟。白担了一场虚惊。惭愧，惭愧！。

西站至新龙华站铁路两侧的三米阔的护路沟，是在敌人的枪口下逼我们挖起来的。到现在是否还留有痕迹？

早就听人说，沪西游击队非常厉害。在这一带路侧活动频繁，神出鬼没，铁轨被橇，道钉被拨，导致火车出轨、颠覆。动辄十天半月不能修复。因此影响客货运不能正常行驶。虽派有路警和当地保民往返巡逻，但也无济于事。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心腹之患。他们竞利用机枪刺刀强迫我们挖深沟用来保护铁路。任敌人费尽心机吧，绝对阻止不了沪西游击队对侵略者的打击。

星期日是不出工的。看守我们的日军有少数人外出，下午返回。我看见有个日军士兵，带一个老百姓进了哨所，据说是个当地的保长。日军向他要花姑娘，保长回答说没有办法，拖延了好一会，日军恼羞成怒揍了他几个耳光还跌了一脚。一定要送来，不送来就“死啦”！“死啦”的。其中有个敌人抽出短枪威胁着。保长见状就软了下来，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当天晚上，两名青年妇女被这群野兽轮奸了一夜，瘫痪了。次日早晨才被人抬出去。像这类情况，我们住在习艺所不足一个月，每个星期夜晚都有发现。

我们每日出工休工，经过一座小型铁路桥。有一天，我们发现桥下有一具已经发胀的尸体，过了几天，又增加了一具。现在叫延安西路，穿过铁路往西这地方有个盘查行人的关卡，就在我们工地附近。我们看见有个妇女牵着小孩携带一袋大米欲进市区，大约是不准进，她绕过关卡在不远处钻铁丝网，被关卡的鬼子发现就一枪被打死。鲜血染红的白米洒散一地，小孩抱着母尸嚎哭。像这种事例多不胜举，竟发生在这“和平”的区域里。这就是“中日亲善”的具体表现。

沪西游击队发觉我们的行踪了。苦于无法靠拢我们取得联系。前些日子有几个卖小菜和零食的想要靠近我们，被日军赶走。过了两日又有个卖甘蔗的想吸引我们去买，我们在沟里干活，正感到口渴，有的掏钱打算去买了，却又被日军赶走。这天我们的工作仍在延安西路附近这一段。天气晴朗。离我们工地不远的一处空地上，来了一伙耍拳脚卖狗皮膏药的人。一阵锣声之后，马上就聚拢来一群人，挑担的骑车的过路行人，都停住观看，人越聚越多。看守我们的日军，想要去干涉，但还有一些距离，不干涉则又怕人多了不大好办，他们的队长却不在跟前，也就不管了。我们在沟底挖泥也边干边偷看热闹。他们耍拳棒，一个节目完了之后，观众高喊“好”！接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就在这时、一封信裹着一块石子挪进了工地。可惜被日军哨兵发现，拾去交给了队长。经翻译一解说，日队长马上紧张起来。立即下令收工。这时耍拳脚的场地上早已空无一人了。

第二天清早，命令我们卷好铺盖，开饭。除饱吃一顿外，还叫我们捏一饭团捡了几片大头菜用毛巾包好随身带着。我们被押解到徐家汇车站，按次序上了火车，开动前不得随意走动，不准大小便，不准打开玻璃窗。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到什么地方去。除了六列客车外，还有一列货车，是装载从我们孤军营工场抢来的设备的。因到处丢弃，机器已残缺不全。到达南京车站，下车转乘城里的小火车。经过鼓楼、国府路到珠江路老虎桥，我们下车了。前面一座大院的大门敞开着，这里是我们这一天旅程的终点。我们被动地跟着领路的看守兵走着，抬眼望去，大门上端隆起的四个金字“陆路监狱”，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着一个问号“监狱”？腿也不自觉地弹动了一下，但队伍不容停滞，终于随着人流走了进去。

四、在南京陆军监狱里

陆军监狱，据说以前是关押政治犯的，而现在则用来关押犯了“抗日罪”的战俘。被关押的，自然还有无辜老百姓。还杂有一些由无锡查夜被捉来的地痞、流氓之类人物。

这里，牢房的门都是敞开着的。一部份单人牢房住着些女俘，门窗开闭与否由她们自己掌握，监狱的围墙，高达三丈余，墙头上嵌有碎玻璃片并装有电灯。只要不出大门，在围墙里随意走动，不受干涉。里面的蓝天只有一小方块，看不见朝阳，看不见晚霞，大好晴天只有大半天的阳光，看不见墙外的景物，听不见墙外的声音，与外界完全断绝。

与监狱相连的是另外一所什么监狱。比我们早进来的难友说：隔壁监狱关着的是他们自己人。大部分是被我军俘虏经过教育放回的日军中下级军官。另外，还有日军的反战同盟的成员和厌战分子。他们随着部队打侵略战，却不肯卖力。不糟蹋中国妇女，不肯杀害中国百姓。日军军官佩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军刀。按照武士道精神，遇着身陷绝境时，应该用军刀切腹自杀，以效忠天皇。但这批军官，不但没有切腹自杀，而且还进入中国俘房营，接受教育。按照法西斯军法，他们自然要坐牢了。隔壁监狱，大部分时间，是静悄悄的。但有时，却传来一种非常杂乱，或怪声怪气的声音。大约也并不平安无事吧。

监狱生活非常痛苦。有许多难友还是去年夏秋在战场上被俘的。其中，有新四军战士，也有红小鬼。他们没有棉被、军毡，甚至至今还穿着短裤，赤着脚。勉强度过了秋末冬初。但现在却是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凭几张草包垫、破麻袋片，怎能御寒！加上伙食又差，难友们纷纷病倒。饥寒交迫，疾病相侵。我们进监狱后，看见每天都有三、五个死人被抬出去，未断气也有被抬出去的。人死多了，大约管理人员也并不光采吧，这一天，有人来查监了。他们把所有的俘房从牢房里赶出来列队。部分病俘披着麻袋片，哆嗦着勉强前来应点，多数病俘则卧病不起。不论卧病不起，还是面黄肌瘦，瑟瑟发抖，勉强应点者，均由查监人员一一将姓名列入一本册子。当天傍晚，凡是册子上已列有姓名者，一律被装上汽车。据说是运去医院治病的。谁也不知道俘房兵的医院在何处。但我们从铁门望出去，汽车分明是往城外开去的。查监之后，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每天又不断有死人被抬出去了。

气候渐渐热起来。牢房里白天苍蝇，晚上蚊子、臭虫、蚤虱，五毒俱全。咬得人不得安睡，越是睡不着觉，越是胡思乱想和猜疑，觉得自己睡的铺位也许是死人睡过的，这些咬人的寄生虫，或许是死人身上遣留下来的？心里立即发起毛来。皮肤上似乎起了鸡皮挖痞。这样耽下去，总有一天也会被抬出去的。翻来覆去吵醒了邻舖的战友。这样生活过得下去吗？战友反问我“过不下去又怎么办？难道长着翅膀飞出去”？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坐牢本是不好受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会死亡。

金陵部队派人来监狱要一百人去做工。条件是身体强壮。通过雷团副安排一连两个排二连两个排剔去少数年老体弱的。内部指定一连赵班长为队长。赵班长似有困难，要拉我当副队长。我因为未带过兵，缺乏经验，不同意。但允许在紧要关头给予协助。未点着名的战友对我们能很快出狱很羡慕。我自己也感到幸运。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高喊“以战养战”。他们要以俘房用血汗换取的劳动果实来“养战”。把我们关在监狱中是白白养我们。是时间问题，迟早都要被放出去为他们“养战”的。我们是早走几天而已，而且这样出狱不等于恢复自由。只是换个地方因禁我们。此去存亡祸福前途茫茫不可预测。能够出狱，或者比在这里做井底之蛙总要好一些。遇有良机，或者有一线希望，大家还可以凭自己的能量挣扎一下，也许会改变环境，把命运从敌人手中拿回来改由自己掌握。我发了一通幻想般的议论，算是安慰他们。

一九四二年初夏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我们一百人各自收拾好一些简单的铺盖，早饭后，孤军全体官兵，都在监狱里的空地上集合，虽不整队正式欢送，但都找各自比较要好的战友话别。连排长也齐来握手道别，相聚五年，一旦分离自有一番难以割舍的情绪。相互各道珍重，希望设法取得联系。排在前面的已开始行动。走出陆军监狱大门，大家都止不住流下离散之泪。在大门外附近上了军车坐定之后，回首想与送行的官兵挥手告别。但漆黑的铁门已被拉上。只见两个荷枪的门警僵硬地站立着。这时，军车隆隆地起动，向中山门方向开去，从此我们这个战斗的团体开始瓦解。

五、在金陵部队

军车经汤泉路拐弯直达营房。所谓“金陵部队”，不过是个总称。其实我们所处的部队是有四个数字的。记得是“五四××部队”。门口有块木牌挂着，是座士官学校。学生都是各部队选送来的。经过这里培训半年（一学期）结业后仍回各部队升为下士官（等于中国军队的班长）。营房与中山陵遥遥相对，中间只隔了几座小山。范围很宽广，约占地近百亩。前面用围墙，三面则以一人多高的铁丝网代替。四角皆布有哨兵，前后门皆有岗所设立。前门双岗，后门单岗。日夜都有预备岗哨接替，可说警卫森严。进门就见高大的队本部。宽广的大操场，可容纳千余人出操。一排排的兵舍鳞次节比。医院、马厩、隔离室、各类仓库、各种修理工场、炊事房、糕点作房、小商店、职工宿舍等，一切军需房屋应有尽有。不大显眼处，还有一座小型“神社”设立着（等于中国的寺庙，外国的教堂）,凡信仰者，规定每月有一天来此集中做祈祷，叽哩哗啦不知说些什么。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我们私自说他们在求菩萨保右，不要死在中国。他们的装备齐全，在当年，堪称最为先进。我们住的宿舍是在营房最后的一排。本是部队职工和闲杂人员住的。少数几个人刚搬出去，同兵舍一样，很宽畅。有大玻璃窗，有地板。统舖上留有塌塌米（日本人的寝具）,出大门就是自来水洗晒衣场，厕所。位于整个营房的西南角紧靠铁丝网。网外设有岗亭对外监视。我们在这里羁留了三年，少数人直至抗日胜利才离开。

看守我们的是一班台湾和海南岛人。绝大多数是学生。他们受了几年奴化教育后，接着施以短期军训。就驱使他们来中国大陆了。看着他们的行动和持枪不熟练的动作，就知道他们不是正式军人。身为军人，虽已被俘，但仍随时密切注意敌情变化做到知己知彼。星期天，在宿舍休息。大家在舖位上行其所好。有的讲故事，说笑话，有的下棋、聊天。我则坐着看三国志。看守我们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按他们的规距应该站在门外看守我们的。他站一会感得无聊，把门关起来在室内来回走着。他见我在看书就坐到舖位上来，夺我的书看。我给了他，问他懂否？他回说不大懂。我又问他那里人？他说是台湾人。又说他的父母告诉他，他们是中国人。本想多读点书，但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读书，反而迫着到大陆来了。他讲的是初学的生硬的汉语。我接着说：“总有一天，中国会战胜日本，到那时，不但台湾、海南岛要收复，中国所有的失地都要归入中国的版图。你自然也是一个中国人。……我正说得起劲，有人要求出去大小便（大小便必须先得许可），他去开门了。我一时丧失警惕，把活溜出口，但马上就警觉过来。他是什么人，我并不真正了解，我讲一些不顾自己安危的话，简直是用自己的脑袋开玩笑。我深悔自己失言。幸好这个小鬼没有经验，还不懂事，总算没有闯祸。

部队管理俘虏的人叫泽田。他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看守班也由他调度和指挥。各部门要人干活，必先由他同意，然后领人，并负责监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军装、武装带、军刀，都齐全，就是没有帽徽、领章。退伍的士兵也是一样。这些人统称为“军工”。他们分派在各单位工作，是后勤。泽田掌握着俘虏的生杀大权。凡俘房人事变迁、开释，都由他决定。作出决定的时候，他当然也要吸收用人部门的反映，听取看守们的意见。

当地人统称日军为鬼子。军官为“大鬼子”，士兵为“小鬼子”，伪军警为“假鬼子”。当面称当官的为“太君”，士兵为“先生”，我便于写作，也跟他们一样尊称日军吧！

分派工作时，我们集中在空地上列队，由要人的单位各自挑选，炊事房、糕点坊、修械所、土木工、修理用具工场、电工等，都由各处来要人的单位带去。下午休工又由他们送回宿舍。一连的一个副班长，皮肤黝黑与黑人牙膏的商标相似，绰号叫黑皮的和我们共十余人被指定去喂马。也由马厩的鬼子带去。其余都编入种菜队，仍由赵班长带领。

我对于马的习性一窍不通。突然要来和这些东北产的既高又大的马打交道，虽经鬼子几次教导，干起来总觉得很别扭。这些可恶的畜牲要欺生，我不敢靠近。每逢提马脚检查铁蹄时曾多次被它们踢伤下身，几乎踢中皋丸丢掉性命。鬼子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嘲笑我。假使可以不干早就不干了。天天与豺狼为伍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其他战友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一瞬眼几天过去了，我渐渐地镇静下来。我想，为什么鬼子去喂马就很温驯很亲呢？我去喂就要欺侮？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来。原来马是前腿不会打腿的，后腿虽会打腿，靠拢它时，只要避开它打腿的方向，就安全了。再学着鬼子对马说话，抚摸着，它就斯文下来了。时间久了也就与这些畜性和睦相处了。

养马比种菜要轻松，种菜，无论炎暑或严寒甚至雨淋日晒（大雨例外），都得在地里干完八小时。有时为了干完一件活，要干九小时、十小时才准休工。养马，包干，只要马喂饱喝够水，清除粪便，洗刷场地，准备好下一餐的饲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了。日中还可以睡个午觉。开始，上下班由马厩的鬼子押送。每日陪来送去，时间久了鬼子嫌麻烦，就由我们自己按时上下班。我虽然适应了养马工作，但内心总觉得不踏实。我的个性不好动，在工余时间里想睡觉或看书报。但事实却是相反，当我想静一下的时候，鬼子却相反，一静下来就要找我们去跟他们摔跤，日本人好摔跤，在国际也有名，这或许是他们的天性。我们这一班人每个人都被找去摔过跤。但都自认输。我也较量过几次，自信有能力可以摔倒他，可以制服他。其他战友如黑皮等人都有力量摔倒他，但都认为不是时候。投鼠忌器地退让三分。自认悔气。于是鬼子却自鸣得意。认为在我们当中无敌了。他们盛气凌人，常常闹恶作剧。在我们不注意时，突然摔我们一跤。使我们防不胜防。而他们却哈哈大笑。我想我们以前因狠捧鬼子而闻名，现在却替鬼子养马。把马养肥了，载着它们的主子再去残踏我中国的领土，惨杀我国的同胞，内心十分痛苦。

这天马被牵出去演习了。我们没有活干，回转宿舍。却被一个鬼子叫去到仓库区各门前的路上拔草。一个矮矮胖胖的上士站在被服仓库门口看我们干活。忽地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你的到我的仓库干活”？一种难以听懂的中国话（我们称他的话是“洋泾兵”，原来他是被服仓库的负责人松本曹长，戴眼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真种。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看他记帐和刻腊纸的字就可以知道）我一时不知回答么好，只点一下头并用手指指看守，意思是叫他同看守说。第二天出工时，有个叫小良的鬼子把我和苗林山等三人带到被服仓库干活了。

一幢十数间红砖红瓦的平房，拔地一米多高的地板每一间放着一个双层大木架。看上去整齐划一，木架上放着整个部队一千余人的冬夏被服，包括帽、鞋，零乱不堪。地上一堆堆的军衣裤散乱得难以插足。似乎久未有人整理过。本来被服仓库有两名附近村雇来的小工在干活的，可是他们被动、磨洋工、又偷了东西，被鬼子发现，吊打得半死，被赶了出去，工资也不给。这次我们是被松本叫来填补的。我们是俘房，随便到那里都得干活。没有反抗的余地。

开始我们不知怎样干，经鬼子怎样折叠怎样打包捆包一一教过，我们就干开了。三、四天之后把所有活都干完，堆放整齐。缺少标签的又给添上写明数字。正好松本来仓库，他边走边看了一下，很满意。接着他又布置我们把玻璃窗拭干净，搞好清洁卫生，我们一一都干好了。这几天虽比较干得紧张，却觉得比喂马的工作轻松、干净。而且这里的鬼子只管他的出纳业务，不管我们的行动，只要我们不到处乱跑，没活干就睡卧都不来干涉。我觉得这个鬼子好对付。

小良鬼子叫我把这次清理出来的破衣服送到工场去修补。在工场里发现有十多个中国男女工人。我象发现新大陆，但我新来乍到不知底细不敢造次和他们搭腔。不过内心总觉得有一线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似的。

南京有人来检查仓库。见数字不短少而且排列得井井有条，仓库环境清洁卫生。也许当面表扬了松本，他满面春风，溢于言表。过后松本把我叫去问我的来历和识字与否？我简单地回答他“上海四行孤军”，初中程度。他正视了我一下“所格”（原是）因语言无法沟通。立即跷起大母指表示夸赞、敬仰。我觉得惭愧，现在落入敌手，在虎口求生，听人指使反给敌人做事。他的赞扬对我是一种讥讽一种挖苦。但无论怎样，我们当年歼敌的威名在敌方是有一定影响的。在一次各中队管理被服的曹长集中在仓库领取消费品（肥皂、皮鞋前掌、鞋钉等）当时松本又将我介绍给这伙曹长认识。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惊奇的目光，看得我脸赤。我猜这批敌人当年曾参加过沪战，遭到我们沉重的打击过的。否则对我这个俘房兵感兴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松本以我为知己。并叫我好好干，早点放你回家。我做梦也未想过。我只当做耳边风。这也违背我的初衷。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打算。另找一条生路，脱离牢笼。这里不是安乐窝。我很清楚松本的用意，无非想利用我为他管好仓库。我则认为这里的苦役不苦，管理放松，没有看守紧盯着，是一处比较适合的立脚所在。我不得不敷衍松本骗取他的信任而达到另一种目的。但我从不巴结。一直保持着民族的的尊严，不可亵渎的军人气节，士可杀而不可辱。尤其对敌我相处，一分一秒也不放松惊惕。

时间长了，我摸清了修理工场这些男女工人的底细。原来，修理皮鞋的是南京城里皮鞋店的手艺人，每日早晚有军车接送，供一餐中饭。女的是附近孝陵卫村和牌楼镇招来的。南京失陷后，敌人的掠夺，汪伪的酷捐杂税，折腾得民不聊生。她们用自己的劳力换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我送衣服到工场修补时，管理工场的鬼子要领肥皂，我向仓库鬼子说明，当我把肥皂送到工场时，工人们都很眼馋，向我讨，我觉得很为难，他们再三保证不会出事，不会连累我。我因为以后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并未考虑后果，背着双方的鬼子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肥皂是当时市面上紧销商品，日方的垄断，奸商的屯积，消费者不易购到，而且价格也很贵。农村中多以石碱代用。现在他们得到我送的肥皂，如获至宝。于是我的人际关系无形中好了起来。后来又多次送肥皂、新纱袜（姑娘们可以拆掉改织衣服）,皮匠则送些皮底前掌，开始五双，十双，直至五十双。也不知他们怎样带出营房的。从此仓库中有了裂缝，这些数字不大的军用物资从这条裂缝中渗了出去，三年的时间，细流汇总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这就算是我对抗战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吧！

在工场后面有一间简陋的工场。有一个张师傅在干活，他是上海宝山县人，父母死于战场并毁了家。他一人流落在南京，二十八、九岁，已成了家。侵略军聘请来修理铅桶的，已好几年了。因为厕所就在工场附近，我们天天见面，就逐渐地熟识起来。他知道我们“四行孤军”的事迹，而且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恨自己没能力帮助我们做点事。我信任他，确有一腔热情。于是我请他为我转寄家信，他满口答应，回信寄在他家。过了十多日，家信和朋友的信都回来了。从此我们成为知交，无话不谈。好在这个工场并无旁人窃听。我要他为我打听游击队所在，他说：“离这里十余里路就有游击队出没。我有个朋友也是游击队员。等我写信问一下再说”。过了段日子，张师傅给我一个地址。我马上发了封信去要求派人来接我们。回信及时来了说已报告上级现正在商议中……。这封回信给我带来了鼓舞，也很激动。一直随身带着。想要干出点名堂来。

我们来金陵部队后，看守们对赵班长和我特别盯得紧，认为我们俩人不可靠。赵班长天天在他们的刺刀监视下不至于出差错。而我因工作不同，他们管理不到。但休工后在宿舍中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我休工后除洗浴、洗衣外就是看书报，很少和赵班长在一起说话，倒也障了他们不少眼目，赵班长不大识字。若以字条往还他看不懂。便乘出去大小便的机会和赵班天碰头。要他暗中把人组织好做好冲出樊笼的准备，但必须谨慎行事。

盛夏秋初季节，金陵部队又向南京监狱领来五十人。这批人除了有一部份是从山东方面俘虏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战士，年纪都在二十岁以下的小青年以外，还有极少数是从无锡捉来的地容流氓之类人物，他们自然不是游击队员，这些人物，我们在监狱里曾会见过。五十人来了后，我们立即打听孤军情况。他们说，孤军先后都已被派出去。现在监狱已没有人。可见自太平洋战争暴发后，日本海、空军全力以赴外，陆军也被抽调去一部分，日本在华兵力已渐紧张。

五十人在南京出监时，一个姓陆的（无锡人）自我站出来带队。到金陵部队后编入种菜队。赵班长为种菜队队长。其实当队长并无好处，只是出工休工时清点一下人数，向翻译汇报一下。进进出出领队，但不参加劳动而已。陆某本就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成性。对种菜活怕苦怕累。因此很眼像这个俘虏队长职务。于是就在翻译身上用功夫。好在他生就一副奴才相，看见翻译走来就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像一只哈吧狗，向着主人摇尾巴。又吹又拍又递烟，有时还特地买酒来请他，把翻译捧成翻译班长。翻译班长长翻译班长短叫得怪亲热的，后又改称翻译官。像是孩子叫爸爸。叫得这个海南岛的亡国奴飘飘然忘其所以。他们就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仇视我们这个团体。自此这个俘房队中就有内奸。凡我们一举一动，看守们都了如指掌。我们的人，常常挨整挨打。人人自危，赵班长也愧徨不安。姓陆的却自鸣得意。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我们在马厩养马的黑皮副班长在与鬼子摔跤中出了事。先是鬼子把黑皮摔倒在石块上，头上立即肿起了一个疙瘩。黑皮一时难以克制。奋起一下把鬼子压在地下起不来。鬼子恼羞成怒，马上起来到翻译跟前告状，由翻译转告泽田。当天半夜人们睡兴正浓时，四个持枪的看守冲进俘房兵的宿舍，把黑皮从睡梦中喊醒穿好衣服就被架了出去。在营房后面的小山上，像儿戏般，大家争着在黑皮身上试刀。据来工场做工的女工说，死者头上身上刀痕累累。这种惨绝人寰的处死方法，闻所未闻。按当时的国际公法规定俘虏不得虐杀。但当时向谁去讲理。

时已入冬，黄叶飘落，寒风刺骨。这对我们四行孤军来说，虽没有棉衣发，但破破烂烂的铺盖和衣服鞋袜大衣等缝缝补补足可过一冬春。新来的却衣衫单薄得难以忍受，有的人穿着短裤，有的围着麻袋片光着脚板。这种痛苦，只有承受人才知道。本想替他们在报废的破衣服和破胶鞋中捡出比较好的给他们御寒的。但我的同事却说不要自找麻烦。菜队中有个姓陆的亦在其间，被他知道了，无中生有，好事变成坏事，把一堆垃圾向你头上堆。不是自讨苦吃吗？我觉得很对。况且我心中正酿酝着更大的事呢！空有一腔热忧，不能付诸实现。

一九四三年农历的除夕到了。日本侵略军也兴过中国的传统春节。学员已结束学习，回原来的部队。金陵部队约剩两百多教职工和杂工等。厨方拨来十多草包袋牛肉和猪肉，赏给我们俘虏过年。以我们俘房兵来说，已是一年多不知肉味了，都觉得很需要换下口味。好在宿舍里每一间都有煤炉装置，把一只脸盆当锅就能煮食。打开包来看，原来是一批地脚货。还夹着猪牛皮毛粪土等杂物，龌龊不堪。尽管如此，还是搞起来吃了。其中四袋冰冻肉是好肉。今晚特别放宽，只留一个看守看门。其余的都去过他们的年去了。大家大吃大嚼。有的已备了酒，在这小天地里猜拳行令穷开心。晚饭后各投所好，牌九、麻将、象棋等都有。我则闲着无所事事翻翻书。一连班长牛学增在玩牌九。这时翻译和四五个看守一齐走来。喝足了在路上强灌来的客商烧酒。步履踉跄地，酒气熏人地到牌九桌边，仲手去吵场子，“我来”！“我来”！牛班长正玩得兴起。认为是自己人跟他倒蛋，捂着牌九说“不行”，接着怒形于色。等他看见是翻译，马上改变态度，笑脸相迎，但已太晚了。看守们摔掉牌九扬长而去。谁也（包括牛班长）没把这件事搁在心里。继续玩到深夜十一点熄灯。

十二点后，万籁俱寂，只有附近村庄稀疏的爆竹声划破夜空。几个看守窜进我们的宿舍，把牛学增叫醒拉了出去。二十多分钟后，后面小山上传来惨叫声。夜更深了。我们的人，又被杀害了一个。

元旦，早饭后，我们被背着枪的一群看守带出去，随着部队的闲杂人员出外围猎。每两人中夹一个日本人，形成一个大包围，然后缩小，最后只剩一个小圈，野兽就出现了。这是侵略军惯用的战术。这次围猎我很喜欢，因为我需要熟悉这一带的山形地貌和道路去向，这猎区正是营房的南面，是汤山和句容的三角地带，我们一旦举事，这是必经之路。

中午休息，每人发四个滋粑（糯米做的）。在这一带光秀秃的丘陵山区跑了一天，收获只有三只山兔，一只野鸡。次日又坐汽车到南京城里清凉山围猎，一天到晚没有收获。这天看守们没带枪，他们以为南京城里出不了事。

初四日工作恢复正常。我因肠胃欠佳又因几天来吃了些不干净的肉类，经医生看过说要隔离。当晚悄悄地同赵班长交谈，他说他一天也耽不下去。不及时走，也会被杀掉的。我要他暂忍一时，注意言语、行动、态度，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好歹等待回信再作计较。第二天我住进隔离室。隔离室就在张师傅的工场隔壁一所木房里。和张师傅在一起无所不谈，都盼望游击队早点有信来。

女工赵秀英见着我就说“大年三十晚上你们的人又被杀死一个，倒在我们出入的路边。两人死地相隔十多米，前者刀疤多，后者刀疤少。但腿上也被砍了一刀。我推测，牛学增死前可能跟他们斗过，踢过他们，否则杀人为什么砍腿呢？牛学增还不算是“孬种”。这两次杀人是否通过泽田？但可以肯定杀牛学增是翻译一手包办的。这笔血债应记在他名下。

大约在元宵左右的晚上，已将近熄灯。天黑得仲手不见五指，赵班长和另外几个班长，以洗脸洗衣的名义在一处商议。姓陆的是紧盯着赵班长的，见他洗衣已久尚未回宿舍，故意走来小便。班长们认为他已听见他们的话。“走”！一时起意，马上丢下衣服毛巾跑回宿舍卷起铺盖边走边喊，“不怕死的，跟我们走”。已经组织过的人抱着棉被军毯跟着向外跑。赵班长他们几个已把铺盖摊在铁丝网上，首先跳了出去。后来的把棉被丢掉，也跳了出去。他们在铁丝网外又向内喊几声“快冲”！迅速向南面黑暗的山路上奔去。好在元旦这天围猎已约略记住这一带的地理和道路。铁丝网外部队设置的岗哨看见我们跳铁丝网逃跑，立即向空连发三枪示警。与此同时宿舍里未知情的战友见状也跟着向外跑去，但已太晚了。一个新来看守未见过世面。眼见着大批俘房向门外涌去，惊呆了，拼命阻止，那还阻得住？既不会打枪，又不敢去叫人。看守都在自己的宿舍里听到枪声响，出来一看出了事。又跑转去取枪，他们半数人不会使枪。他们一面用枪迫住未跳出去的人，一面向外面乱放枪。根据时间来估计，逃出去的人早已跑出步枪的射程。看守去掉铁丝网上的棉被，把人赶回宿舍，罚跪在过道中间。马上清点人数，少二十八人。逼问大家，看着他们逃跑为什么不报告？谁也不说话。姓陆的这条走狗却立起来说了；我看见赵班长他们在洗衣处交头接耳地在说什么，见我去了就不说了。“当时为什么不报告”？看守问，另一个看守踢了他一脚，“滚”！

翻译将情况报告泽田，由泽田请求部队协助搜捕。因为他们不是作战部队，行动不敏捷，等他们组织人员车辆沿公路出发，距逃跑时间已半个小时了。车子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象围猎般大干了一番，一无所获。

看守们又想着我住在隔离室，马上派人来迫问我。我从睡梦中被叫醒，只见两把刺刀在我眼前恍动。“起来”！

看守在逼着。我心里立即起了个问号？难道今晚轮着我了吗？不觉惊惶失措。但当我抬眼看着门外，只有两个看守，没有其他武装人员。心又渐渐地镇静下来。根据我当时的体力状况来说，对付两个看守是不成问题的。于是我一边穿衣服把裤带鞋带缩紧，一边心里在谋划，一定要在死前挣扎一下。干掉一个，我就够本、干掉两个，我赚一个。如果干得漂亮，说不定能够冲出樊笼远走高飞。我把棉大衣披在肩上，这棉大衣，也可能是一件自卫的武器。我被押着走了没几步，到厕所附近，忽然想起身上还有一封张师傅给我的信，是游击队寄来的，留着它惹麻烦，就要求看守说，“我肚子还没有好、需要大便一下”。他们同意了，我就到厕所大便，立即把信搓成一团用右灰锹捕到粪底，再盖上一锹石灰（营房的规距任何人大便后，都得盖上一针石灰）。看守听到纸声，大喊“什么”？马上赶来用手电照看。因我动作快，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我又被左右押着走了。毁掉信件，感到轻松，没有遗留后患。如果向右拐弯，走出营房后门，上山即是黑皮牛学增被杀之处。我的计划是上山的路上出其不意，用棉大衣盖住一个看守的头，再夺另一个看守的枪，结果一个人，然后对付另一个，想来是满有把握的。万一不成，就乘黑夜逃跑。但出我意料，却向左拐弯，把我押送到队本部，叫我站着。一个看守去叫门。泽田睡眼惺松地披衣出来，由看守汇报了情况。泽田问我“他们逃跑，你知道吗”？“不知道”我答，接着我又顶上一句“若是我知道，不也跑了吗”！泽田半晌说不出话来。于是沉着脸，向看守埋怨道：“逃跑了的捉不住，却捉了个不知情的来携塞”。当即挥一下手：“白格”（骂人）!两个看守神气稍减，我被押送到宿舍，和大家一样罚跪，次日晨才回到隔离室。

赵班长走了，姓陆的当了俘虏队长。这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也是姓陆的吹拍半年，梦寐以求的事，现在居然实现了心愿，仿佛无限光荣，在大家面前趾高气扬，用“翻译官”三个字抬在肩上来训人。不顾别人背后骂他是“汉奸”、“奴才”。他“上任”后第一次早点名时，一改过去赵班长出工点名时只说人数不敬礼的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而用军队值星官向主管大官报告人数的模式，先喊全体“立正”，敬过礼后再报告总人数若干，病假若干，杂勤若干，实到若干。但是说话既不准确，动作又做不象，出尽洋相。更有甚者，每逢翻译来宿舍只要被姓陆的看见，随时随地都要喊“立正”，向翻译致敬。一天来十次，就须敬十次礼。晚上熄灯前夕，有的战友因白天干活劳累先睡了，听见喊“立正”还得光着身子起立致敬，恨得战友们咬牙切齿。本来这种礼节是部队中见到首长或者其他大官迎送用的。翻译是个什么人？不过是条强盗的走狗而已，值得吹捧吗！他所以要卑躬届膝地逢迎他，无非是想利用翻译为他说话早点获释。但不应损人利己，不顾国体和降低自己的人格啊，我痛恨这种小人行径，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畏而远之，不与为伍，绝对不附和他们。因此他们对我怀恨在心。有一次，早上出勤，照例各去各的单位报到，不受他们管辖。但这次翻译却叫我不要去上班，说：已派别人去了，你就在菜组干活。我无可奈何，反正别人干得了的，我也不怕，去就去。已跟上出勤行例还未走出营房管仓库的鬼子跑来叫我，责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翻译不让我去，他不由我说明就一边把我拉着走，一边说：到南京去领被服的汽车正等着。翻译感到心虚，只好灰溜溜地跟菜队走了。第二天松本曹长找翻译责问：为什么擅自调人？你叫个小鬼来代替上下汽车背得动二三百斤重的包吗？翻译在侵略军面前象老鼠见着猫一样动也不敢动，站着挨了一顿臭骂。

俘房兵宿舍，自从逃跑了人之后，看守们虽加强防范，由单岗改为双岗，但并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头一次逃跑的十天后，第二次又跑走十余人。原来他们白天先将棉被晒在晒衣场的铁丝上，天黑前故意忘记不去收回。天黑后先后在洗衣场或在厕所等齐，乘机把棉被如前次一样摊上铁丝网，相继跃出网外，岗哨虽也鸣枪，但无济于事，逃跑的人早已越过警戒线。仍调动部队追赶，又扑一次空。这次事件后，虽未集体罚跪，但次日即把铁丝网加高一倍。事隔两天，八个人在未加高的铁网处又跳出去逃跑了。于是敌人赶紧做加固工作。人手不够叫我们俘房兵也去帮着干。一个鬼子电工叫四个人为他拿材料到网外，等他爬上电杆四个人也乘机逃跑。

铁丝网加固工程完成后，大大缩小了俘房兵的活动范围。还把厕所洗晒衣场筑成一个小圈，大门出口筑成一道小弄堂，弯弯曲曲只能容一人通过。走得快就会勾着衣服。窗禄上也被钉上铁丝网。俘房兵休工回来晚饭后只能在宿舍和厕所之间象鸟笼似的一点点空间走动，而且是一门出入，上厕所也只准一人出去，等回来再放第二人。这股逃跑风算是被控制住了。

三天后的中午，大家在宿舍后面空地上开饭。看守罗列，三连战士王东（湖北嘉鱼人）身高一米八九，是个大汉子，象个篮球运动员，但平时并不爱运动。他吃了一顿饭把饭碗丢在地上。动作缓慢地爬上铁丝网顶，好容易跳出跌入沟底。等他爬上路，他的一双长腿象灌了铅似的硬是跑不快，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没跑出几十米，就被尾随而出的三、四个看守捉了回来。被关入大门岗所的紧闭室水牢里（所谓“水牢”是室内的一口大池，池底似锅底，盛有半锅水，也可说是粪便血水，人坐在锅边靠墙，稍有不慎就会滚入锅底）。这座水牢是日本侵略军用来残害中国军民而设置的。沦陷这些年来，被他们害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大家对王东只有寄予同情，别无良策，认为王东必被处死无疑。

就在我住进隔离室这段时间内，队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有胆量有本领的都乘机逃跑。而我都仍在樊笼中无法摆脱。又据张师傅说因为我们这里跑了许多人，所以鬼子去追剿过几次。游击队已转移他处不知去向。我空有一番设想不能付诸实现，这无异是给我精神的沉重打击，希望成为泡影。

我病尚未愈，回队没几天又住进了隔离室，室内又多了几位病人。张师傅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不要性急，好好养病。慢慢给你想别的办法”。

这天翻译带着姓陆的一齐来到隔离室门前，姓陆的马上喊一声“立正”的口令。跟我一道住进隔离室的战友们听到喊声都站了起来。我却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他们立正站着，我立即起来，翻译就窜了过来，打了我一记沉重的耳光，我的脸颊象是被黄蜂蛰过似的，五枚指痕火辣辣地肿痛起来，一股无名火从心头冒了上来。但牛学增的前车之鉴，终于理智地强制压了下去，稍息之后，我坐在床上镇定下来，若无其事似地强装笑脸问：“翻译官今天为什么要打我？我们住在隔离室睡着养病是遵照医官的嘱咐的，又未犯错误？”“你听到立正为什么迟迟不立起来”，翻译气鼓鼓地说。我说：“昨天太君（泽田）从这里经过，顺便走到室内来看我们，我们正准备立起来向他敬礼，他却摆摆手，叫我们仍睡下。今天你来看我们，未进门，就喊立正却要叫病员立起来向你致敬，这算什么礼貌？你是看守，一年来我们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一向都很好说话，又未规定过一见着你来，就要全体起立向你致敬？现在……”我几乎忘了安危，把话顶了出去。他被我问住了，我又把泽田抬出来吓他，使他锐气大减。我已从小鬼口中得知因杀害俘虏引起多人逃跑，泽田也有些心虚。虐杀俘虏是违法的，中日战争胜负未知，万一日本战败了，中国人要追查他的罪行。因此他对翻译很恼火。在看守宿舍内训话时狠狠地捧了翻译一顿还警告说“以后若再有类此事件发生要枪毙你”。因此今天我一提起泽田，翻译就觉得触着痛处，象是一种压力压住他。所以，对我的反驳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的人数少了，敌人又去监狱要了五十人来。来的这批人，都是我们孤军战友，原派在南京城里哪个部门的。因该处工作干完，仍退归监狱，现在又转到金陵部队来了。是天涯沦落人，散而复聚，互叙别后思念之情，倍加亲热。

我们四行孤军，现已四分五裂。派入金陵部队一百五十人，去南洋一百五十人，尚有小部份人派在南京城里日本商行里，个别的在日本军官的公馆里。

我病愈后，仍回仓库干活，战友对我说：“痕嘴小鬼一天到晚不干活，从仓库玩到工场，跟女工们闹着笑着，又由工场玩到仓库。经常向鬼子说一些什么话，我们听不懂。我们干活，他却袖手旁观，象是个二翻译”。他是无锡人，父母丧于战祸，自幼无人管教，后来在日本宪兵队里混饭吃。例如带路捉人，刺探情报等，干了不少坏事。也学会了一些常用而粗浅的日语。有一天我们在南京总库领取被服，照例是我们三个人做笨重的搬运和装车工。他则站在一边，象是监督我们似的。待鬼子在出纳处办好手续，我们的装车工作已经结束。汽车回到驻地，卸车时不料鬼子竟上车帮我们“上肩”，让我们一包包地背入仓库。鬼子发现他站着观看，就叫他也来帮着干，当鬼子把大包被服向他肩上压去时，他脚步跟跑一下，尚未开步，就跌倒在台阶的边缘上，正好嘴啃泥，当即跌落仅有的两颗门牙。本来是瘪嘴的现在全痕了。满口鲜血淌在台阶上。我们以为被压死了，立即把压在他身上的大包抬开，他却慢慢地翻了身坐了起来，活象个血鬼。瘪嘴小鬼受此打击，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星期来，很少说话，勉强干点轻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把新呢大衣包打开捡了件尺寸最小的，穿上新军服，又穿上呢大衣。休工时披了件破烂大衣遮人耳目，然后回宿舍。我们看在眼里，幸未引起鬼子注意。星期四是例假，他大模大样地走到大门边。彼此不认识。凭他几句简易的日语竟然混出去了。到早点时，看守们才知道小鬼已经逃跑。翻译又一次受到了训斥。

星期一照例到仓库上工。恰巧松本也来仓库。瘪嘴小鬼逃走了，还带去一身新呢军服，还算是好样的。我们三个人没有他这种本领，还得续继干下去。少了这些新呢衣服，为了免得向我查问，我只好向松本汇报，陪他看了现场，松本火冒三丈。我又加了一句：“都是翻译不好，硬是要派这小鬼来干活。”松本听了我的话，马上跑出去责问，翻译被狠打了一顿。

瘪嘴小鬼一走，觉得轻松多了，我又到张师傅的工场去。一见面张师傅就问我要照片。“我准备给你搞份良民证来”。张师傅说。

我的照片可不少，但在上海被日军包围时都已毁掉了。

“等我遇有机会时拍一张来”我说。我失去了逃跑机会，一直郁闷在心，今天听了张师傅的指点，觉得有了一线希望。

仓库里的小良鬼子调到南洋去了。新来的鬼子叫龟尾，我们背后叫他“乌龟尾巴”，别看他满面落腮胡一副凶相，倒是我所遇到日本人中的一个比较好的。相处半年，从未以战胜者的面目表现在我面前。相反的，对我很客气，并不以我是战俘加以轻视。他知道我的来历后更倍加敬仰。他叫我“章君”，下上班总要向我道一声早安或晚安，象是朋友和同事。他是日本长崎人，家住郊区，家庭亦工亦农。有父母妻子儿女，生活美满幸福。战前一年应征入伍。“八一三”后侵略军被我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几乎被逐出上海。增援部队到沪后，才站住阵脚。他就是增援部队的一员。他在四行仓库的一场恶战中负重伤，几乎丧命。伤愈后退了伍，满以为可以回国与家人团聚。谁知事与愿违，被留下当军工做后勤工作。免不了说些牢骚说，流露出反战情绪。有一次他在看藏在身边的全家照片，被我看见，也就指着给我看，并一一介绍是谁是谁。“没有战争多好啊！”我接着说这场战争不知毁了多少美满幸福的家庭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他点点头，说“这场罪恶的战争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他又叹了一口气。具有这种厌战反战情绪的，一经整出，就有坐牢的危险。南京日人监狱中大有人在。他虽对我客气，到底是我的敌人。我暗暗怀着戒心，却利用他对我们放松管理的机会，干我要干的事。

在几次去南京领物时，乘机偷偷地拍取了照片交给张师傅，三天后又把照片还给我，我以为出了事，问他这是为什么，原来是照片太大，而且头上没有头发，不像当地的老百姓。这可难住了，照片大可以重拍，这没头发……？幸好张师傅想出办法。他说我把照片拿到画像店画上西发，再以照片改拍一寸照不就得了吗？我认为这办法行得通。当即以五元日币相送，他再三推托才收下。

过了一星期，张师傅告诉我照片已拍好，今天回城去取，即可办妥这件事。接着一阵咳嗽，我发现他痰中有血，满脸病容，“你有病？快去请医生看看”。我不觉担心他的健康起来，并将身边所有的不足十元日币送给他，他坚决拒。收，并说你留着自己用。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不料这次分手却是诀别。

五天时间过去了，不见张师傅来上工，我禁不住向几个皮匠打听。才知张师傅患急性肺病，因经济困难医治太晚，住院仅两目就死了。我听了这噩耗象是头上浇了一桶冷水，身上冷了半截。立即回仓库几乎栽倒在地板上。

我受此挫折后，意志日益消沉。借酒浇愁，往往饮酒过量而不省人事。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冷静思考，觉得自己并没有完。能逃出魔掌的究竟是少数人。留下来的有一百余人，难道他们不想自由吗？从这次领来的被服来看，多数是代用品，袜子是半新半旧（是旧袜筒新袜底的再生袜）,说明敌人在供给上已日趋紧张，这是敌人将要失败的迹象。是时间问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的。

满山红叶，金风飒飒。菜组的一位战友害病了。起病时头昏脑胀，发冷发热。高烧过后，四支无力，不要吃，不会走动。由翻译陪去看病，医生拒绝看，仍把病人抬了回来，数天以后蔓延了三、五十人，一星期后，年龄较大、体弱、抵抗力差的人死去了。病人与日俱增，半个月后，患病的就有九十余人。下唐村的唐柏年就是其中的病人之一。死去九人，朱排长和副班长陈茂生等人就死在这次传染病中。日军医院方面认为医治时间已到。派了十多人携带医疗器械来医治了。他们医治方法，却并不给予服药，只是不论有病无病，包括看守人员，全部打一次针，然后把宿舍内所有被服鞋袜投入蒸气锅一一蒸过。又把身上衣裤脱光，赤身进行消毒，象淋浴一样，从头至脚，淋遍全身。身上脱下来的衣服都投入蒸气锅蒸透，三天后轻病人全愈了，重病人也渐渐地康复起来。当时我们都以为患的是一种传染病。直至抗美援朝期间，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发现美国佬空投细菌弹，企图危害中朝人民。才想着我们在南京金陵部队害的并不是什么传染病，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公约，在我们俘兵身上搞病菌试验。

流光如驶。一九四三年的春节和平日一样不声不响地度过来了。没有煤炉烤火，没有脏肉赏赐。也闻不到看守们身上的酒气。所不同的，就是连放三天假，在这不满三百平方米的天地里可以自由活动。敌人已从高峰滑下来了，渐渐陷入深渊。

那个姓陆的，两年来，在我们俘房兵中出足了风头，为了巴结他的主子，化了不少钱和精力，可仍没有释放的希望。清明节前后的一天，他溜入看守的寝室，向翻译和看守们跪地求饶。说他不是兵，没有抗日，是无辜的老百姓，求翻译向太君（泽田）说说情，放了他。翻译却说：你想家吗？写信去叫老婆来南京看你好了。其实这不过是开一个玩笑。他却作真的了。果真写信把老婆叫到南京来，住在旅馆里等他。星期日，他要求翻译和看守带他到南京去会老婆。翻译却说：“我们没有这种权力带你出去，你有话同我们说，由我们去转报她就是了”。姓陆的领会了其中意思，有些懊悔，但已太晚。结果翻译和两个看守在旅馆里轮流干了半天，下午醉熏熏地回队，替陆的带来几件洗换衣服和几十元日币。还夸他老婆漂亮。约一个月后，姓陆的终于得到释放。于是他站在俘房兵跟前又趾高气昂起来，这个卑鄙可耻的民族败类就这样漏走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半年，侵略者兵源枯竭，物资奇缺。开始实行分饭制度，每人一碗饭一小碗菜。我们俘虏兵的饭是由碎米烧成，渗有稗子和沙子。

龟尾调到南洋去了。替代的鬼子叫尹东，也比较易于应付。在与他谈话中，套出墨索里尼已垮台，意大利已向联合国投降，德国已退回本国的消息。他说日本单独也要打去。我听了不觉兴奋起来，侵略者的失败已成定局，七年来所盼望的胜利即将到来。我受到了鼓舞，就把这些好消息告诉我的战友。

看守也调走了一部份，据说到南洋支援前线去了。

下士官学校因抽调不出兵员来而停办。平常为学校服务的官兵以及勤杂人员包括民工、俘虏兵有四百多人，必须更动，首先回掉民工，释放俘房，以缩小开支。

十月的一天。也许是敌人的什么纪念日或节日，开始放人了。一个是一连的副班长杨学武（山东人）,另一个是我。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放出之后听我们自便。喜欢到那里都可以，无处投奔的可以留下工作，跟当地民工一样发工资。也可以在内吃饭，早晚饭还可以带回去吃。于是我们俩当日搬出营去。在铁丝网外名叫宛豆园村的一户农民家落了户，每日由营里带饭出去。

有了自由，却到何处呢？到自己认为理想的地方去，得有人引进，我在南京举目无亲，无处可以投奔。最后选择返家一条路。早已得知老父在兰溪沦陷后，被过路日军抓去当挑夫，因挑不动担子被打伤，一直卧床不起，应该回家去一次再作计较。但谈何容易，千里迢迢没钱真觉寸步难行。为了筹集路费，不得已而冒了一次险。把仓库里的皮鞋前掌搞出来两百双（肥皂、前掌、鞋钉等，属于消耗品，进进出出没有实数查帐，也不会害尚留库的战友）当最后一次把前掌放在桶底，上面盖着饭，从铁丝网的空隙中递出网外时，却被马厩鬼子（也就是间接杀害“黑皮”的刽子手，曾要求我为他换双新袜子，我不同意。他乘此机会报复我）看见，不由我说即被夺去。我说是泽田太君叫我带出的。他提着饭拉我去见泽田。若说是饭，我有持无恐。但饭底的秘密……我心里不觉有些惊慌。若露了馅，一个盗卖军用物资。的罪名压上身来，不但害了自己，还得牵连许多人，后果不堪设想。泽田见桶内盛的饭，就说“我叫他们带出去的”。马厩鬼子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我把饭投了出去。这件事比以前几次危险得多。迄今回忆起来仍有余悸。

路费虽不足，但已够到达上海了，到上海再行设法筹借，决计从速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于是把部份比较好的破衣鞋送给战友们，并向他们道别。既然是分批放，他们很快就会恢复自由的。七年来同甘苦共患难，一旦别离。不免依依不舍。

次日我登上驶沪的火车，一时心潮起伏，感概万千。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火车起动了，越开越快，南京，别了！我的心象离弦的箭，向前飞去。

六、抗战利胜后

意德相继垮台，轴心国瓦解。联合国下最后通牒。日本侵略者仍负偶顽抗。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十万日军战死。继续深入日本本土。与此同时，苏联向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和北朝鲜消灭日本关东军。我国军队又在各地反攻。美军还在日本长崎和广岛各投一枚原子弹，伤亡惨重，侵略者们走头无路，只好接受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国土重光。全国各地同胞沸腾起来。孤军营的上官志标团副从无锡到上海成立四行孤军办事处，招寻失散的四行孤军官兵来上海古拔路某某号集中待命。先后到达上海的约有四、五十人。大家欢聚一堂，各谈各的概况，各有各的一本苦难帐。

南京金陵部队自我走后，每个月的这一天仍继续放人。也不知按什么标准分先后。人数分十个以内或十个以外。放出来的战友除一时无处可投的外，各自寻找生路，先后离开。唐柏年释放后一行十余人，过江到江浦县参加了游击队。日军接受“在华日军一律停止敌对行动”后，翻译犹带领数十人未释放的战友外出干活，未到达工地就被战友们用锹把翻译和几个看守砍倒就地掘洞活埋。另两个看守抛枪跪地求饶的得免。作恶多端的终于没好下场。

王东并没有死，他关在水牢里四天不给饮食。王东认为人饿七日必死，已是四日过去了，还有三个日程可活，他试了一下，手足犹能活动自如，又试拉了一下玻璃窗未上锁，预备岗的鬼子听到窗响，走过去看了一下，见王东坐着未动，就关好窗子走开了，仍未上锁。于是王东决定与死神抗争一下，反正是一死，在死之前来一次拼搏，死里求活或者可以不死。天黑时哨兵换班，乘敌人交接未吃时，一跃身跳出窗外，穿过岗哨预备班室，猛向大门外跑去。门口正好是一处开阔地，杂草丛生，苗木茂密。王东钻入草木丛中，弯弯曲曲地转了几下，一阵昏眩，倒了下去。交接班的鬼子尚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等他们明白过来，胡乱地追找了一阵，还放了不少子弹，但人影也未见到，只好回队。王东卧地等恢复神气，已深更半夜，跌跌撞撞地起来，辨明方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险区。

被派在南京城里各部门及商行的战友早已恢复自由。有的已在火车站找到工作。

在洞庭东山、西山和浦口等煤矿挖煤的，因日本人采取消极办法，图现成，见煤就挖。不顾工人死活，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塌方压死人。我们的战友被压死的人不计其数。

浙江肖山西兴的二十人，当年在一个蒙蒙细雨的黑夜（月日未详）以刘一陵（上士）、邓陶（士兵）为首，率领全体战友，杀死两名哨兵，缴下两支步枪，冲出日军驻地，到了游击区，参加了金肖支队。

关在南京陆军监狱的官佐，大家都不知怎样出狱的。据说雷团副是害肺病死的，一连连长陶杏春（军校六期）,原是我连我排中尉排长。在孤军营升任连长，战后据说在广州市当警察分局长。二连连长伍杰原是二连二排少尉排长，离南京后，去重庆投入军校，结业后升任营长，重上前线抗日，战死在沙场。

已来上海的有三连连长唐棣，二连排长李春林，四连排长陈大肚（绰号），其余的如少校医官，两位四川排长以及一连在四行仓库被打去一只眼睛的排长，三连四连各两位排长等不知去向。

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到任之日，我们整队举着欢迎钱市长的横幅去大场机场迎接。国庆双十节曾参加游行。当队伍行至南京路时，路两旁的市民群众从横幅上发现我们是四行孤军时夹道欢呼，一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国庆纪录片电影有我们孤军的一个镜头。

我们的衣、食、住，都是李宏生在外奔走联系而来的，市政府虽有报告上呈，但忙于接收整顿秩序，对我们生活一时无法安排。天气又将转寒，我们衣食将进入困境。这时正好是老师长孙元良到沪任警备司令。上官志标团副即去司令部任职，并有数人带去当兵。上海铁路局警务处还要去一部份人当路警。自找门路的约二十多人。没出路和老弱的十数人包括唐连长在内，以出租原孤军营地度日，自此孤军办事处宣告结束。但李宏生老师还在继续为孤军退伍事项而奔走操劳。

第二年春季，政府退伍金发下来了。每人二百万元法币，按当时上报的数字时可以买五石米（七百五十斤）。但上下银转延岩，等发到手，因当时物价暴涨，只剩了一半。越拖越少，迟领者只有一石米可买，甚至有的只有几斗米的价值了。

到南洋去的一百五十人，巧在这时回到上海。赶上领退伍金。我们分别四年又重逢，是有一番喜悦的，可是一见面却都不敢相认了，原来，他们的皮肤已变棕色，又兼胡荏满面，久久地把他们影象从记忆中搜出才认出来他是谁。问他们从何处来，说是澳洲。他们既不识字，又不懂该地的话语。更从未看到过中国人。只说该处盛产香蕉、菠萝、耶子等物，男女上身都不穿衣服，而且男女同浴。蚊子有一寸长，被咬就会害疟疾病的。我不熟识地理，也只好说是棕种人住的热带地区。他们因水土不服和干活劳累，病死的有二、三十人。我比较要好的战友彭青山（四川人）也死在该地。这些人永远也回不了祖国了。据说这批人沦落该处，战后一时不能回祖国。后来被该地领事馆发现，通过外交关系，才被送回的，行程四十余日，到福建登岸，改乘火车到沪。因政府没有安排出路，领了退伍金后，都各自找生路去了。

警备司令孙元良调任后，上官团副就到台湾去了，据说后来在台南县当了军事科长。流落在上海的两名战友，因找不到出路也到了台湾。

战后次年春季，谢团长夫人谢凌维城，携带两男两女由广东故居来沪。先住在旅馆里，后被记者得知，前去采访，拍了照登在报上。我按地址先去拜访她。后又陪她找到团长生前军校的同学、同事，如铁路局警务处王兆槐和李宏生等人。大家帮助她在虹口吴淞路安了家。一部份生活费用，还是靠孤军营地租费维持的。

七、解放后

解放前后仍流落在上海的孤军赖以生活的孤军营地，已为市人民政府收回。遗留问题由当地居民委员会解决。年老的杨振兴、老癞子（绰号）、小广东（绰号）等人被送入养老院。年轻的先后介绍出去做长工或临时工。没工作的由区民政科救济，或组织生产自救。延到一九五六年犹未分配到正式工作的我，因有家庭负担，由区政府资助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四行孤军抗战“八百壮士”等名词，已为上海市人民淡忘。在动乱年代谢团长墓碑和傅略被红卫兵小将捣碎，坟墓几乎被挖掘。谢夫人家被抄、人被整，命名为“反革命家属”，孤军也由“壮士”改为兵痞。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逐渐落实政策，把弯曲了的事实重新纠正过来。一九八五年五月我们在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事迹重新翻出来，陈列在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上海也把四行仓库边的一条满洲路改为晋元路，这条路是当年日军进犯我们仓库的主要通道。也就是为我军歼敌两百名的路。仓库后面又造起一座抗日纪念塔。还有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在中学的操场上又塑一谢晋元像。原葬在孤军营地的谢晋元墓迁葬西郊烈士陵园。园内仅宋庆龄一墓和其他一墓。每年清明和“八一三”，市人民政府去献花圈扫墓。原孤军营地改造为住宅。在余姚路出入的大门，称晋元里，谢夫人也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因年迈改任谢继民担任。谢继民现在是民革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杨浦区政协副主席。

初中历史课本第三册65页，曾有团长谢晋元率八百战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一段话提及。新加坡电视连续剧《铁蝴蝶》第二十六集，就是形容我们在四行仓库作战的实况。老记者冯英子撰文在《新民晚报》赞颂我们。另外书刊，也常有类似的文章发现……孤军士兵则发一纸荣誉证。我去沪领证时连我仅十九人领去。现在上海有幸存者余长寿、张青轩、曹明中……等六人。他们都是退休工人有劳保享受。

八百壮士散失在天涯海角，虽尚有幸存者，年龄都已八十上下，老的老，死的死，寥寥无几，逐渐湮没无闻。可是当年的抗日事迹，已纳入国史，将留传于后世。

一九九O年三月于兰溪甘溪乡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