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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
——《江帆杂文选》序 杨迎新
一
2002年8月初，接到《杂文报》通知，说是将在秦皇岛召开一次全国杂文研讨会，《杂文报》总编赵培玺同志还来电话，希望我能组织一些作者参加。不久，江苏省江阴的江帆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准备去参加这个会，希望我也能去，并说，若你实在不能去，他去秦皇岛时顺便在唐山停一下，见个面。江帆的热情感染了我，其实，我也很想见见江帆，便决定去秦皇岛开会。在等待开会的日子里，我想象江帆是怎样一个人，而过去的交往又一幕幕闪现在脑际。
我与江帆的书信电话往来已有十几年，但从未见过面。从80年代初至今，我很长时间担任唐山劳动日报或唐山晚报的副刊编辑，分管杂文，其间还编过几期《杂文界》增刊，编过一本杂文评论集《追日集》，使我联系到全国各地的不少杂文作者。总之，靠着杂文的传递，与江帆的往来便多了起来，彼此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遂成为不存戒备、可以切磋谈心的朋友。
编辑与作者，属于文字之交。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编者与作者大多可入“君子”之列，所持的又是非物质的文字，这种交往理应也是“淡如水”的，也惟有“淡如水”，不存功利之心，编者才有可能做到对稿件出以公心，“评理若衡，照辞如镜”；作者则能不需旁骛，潜心“诗内”，双方坦荡轻松，相互理解而尊重，这是一种双利或者说是“双赢”。自然，不是说“淡如水”就不存在友谊，既然相交于文字，而文字又表达出一个人的品格、志趣、审美追求，若遇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志同道合者，发展成为不顾利害、同怀观世的患难知交，也是可能的事。鲁迅、巴金、叶圣陶、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的某些人生际遇，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佳话。
从编者和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与江帆是坦诚、认真而又听其自然的。他恪守自己的为文之道，抒发真情实感，不迎合编辑，坚持“我手写我心”，因而稿件能用与否，他并不十分在意，更没有听他说过“想办法关照一下”之类的话，有时他寄来很多稿子，但发的很少，
他也没有牢骚报怨之辞。有一段时间，我脱离了编辑岗位，他也照样寄稿给我，说是“听听你的意见”，体现了对编辑的理解，对友情的珍重。就我来说，也一直坚守编辑的规则，稿件的取舍，凭质量定夺，即使是熟人、朋友，也不“破格”，我相信这样不仅对报纸声誉有利，从长远来看，对作者也有益，彼此这样的“各行其是”，使我与江帆的交往轻松而持久。
以朋友而论，江帆使我获益良多。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正直、勤奋、豁达、谦虚、热情，十几年时间出了四本杂文集，在江苏省称得上是“异军突起，中年一才”，受到瞩目。他中年痛失爱子，对常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承受之痛，但他却能很快走出阴影，笑对生活，手不停挥地写作，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或许是老天怜助有志者，他于55岁时竟然喜得“千金”。许多人都为他高兴，不过他的忙累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帮助爱人哄孩子、洗尿布，开始学电脑，背“王土大木工”，还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但他在超负荷的运转中依然从容自如，作品不断，而且还不断地催促我写文章，甚至热情地把一些报刊资料复印出来寄我。因此，每当我满足现状，沉醉于安逸的小家庭而不思进取的时候，就不由地想起了江帆这位奋发不已的“劳人”，从而使我打掉身上的懒气，振作起来。
江帆非常谦虚，严于己而宽于人，对人礼貌而周到。每次来稿，他都附上一封信，写得工工整整，说明缘由，此虽小事，但此调不为人弹者久矣，不少作者，有的还是比较熟识的作者，把投稿看得很随便，胡乱装进信封寄出，信却不著一字，让人弄不清是想投稿发表还是想交流看法。江帆长我几岁，却一直称我为师，这令我慌恐，多次却辞，但他坚持如此，多年不改初衷。对于许多杂文界的同行，尽管比他岁数小，阅历浅，他也这样称呼。在他身上，似乎童心未退，洋溢着求知寻道的真诚，而很少有文人矜持、面子的饰掩。
江帆为人，有一种“不平则鸣”的侠肝义胆。“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从河北的角度来说，江苏属南方，南人多柔弱，但以我过去的交往和了解，江苏不少的杂文家古道热肠，每临艰危，或激于大义，敢于挺身而出，很有刚性。这或许与南京系六朝古都，人文厚重的因素有关。前几年，女杂文家袁成兰因揭露腐败而遭受压制打击，江苏的乐秀良等一大批杂文家站出来著文声援，使袁成兰的官司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胜诉，这其中就有江帆。1989年下半年，受“大气候”影响，许多报刊的杂文栏目被取消，尖锐杂文消歇，杂文走势一度低迷，我也被调离了杂文编辑的岗位，当了一名跑农业的记者，听江帆说，江苏的杂文家也为我大鸣不平，虽然鸣之未必管事，但毕竟使我感到慰藉温暖。
江帆乐观豁达，对世事看得开，显得很有“定力”，而我遇到不顺心的事不易化解时，江帆往往不是顺情“加温”，而是泼点“冷水”，或是直言不讳地为我点破迷津，使我轻松起来。2001年5月，河北省杂文学会在石家庄召开理事扩大会，商议每个地市增选一名副会长，有人提我，当主持者就要宣布通过的时候，一位理事忽地站起来，语气激昂地质问道：“你们提老杨，那不是难为他吗？他没有签字权，吃顿饭也报不了，而我，吃十顿饭也能报！”我一愣，环顾周围，似乎是满座皆惊。发愣之后细想，似有所悟。各类学会的职务，虽说是既不提级也不长钱的“虚衔”，可按照时下俗成的标准，也是需要相应的“官格”的，例如地市杂文学会会长，大多为同级报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兼任，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八品文官”，地市报纸副刊的副主任，也就是孙犁先生用以自嘲的“二副”，居然当了多年的杂文学会的会长，这已经让人不大舒服了，如今一项更大的“帽子”又要落下来，这如何能让垂涎者按捺得住？至于吃饭不能“报销”云云，的确是道出了实情，惟有恭敬领受，实难辩驳一辞。从业新闻20多年来，各地采访，跟随“大流”，叼光于许多不需报销的宴饮，已属非份之福，再去借朋友这手报销吃喝，便觉得很难为情。所以，偶有呼朋引类，聚会小酌，只有自掏腰包，这在得意于公款“报销十顿饭”的能人面前，我也只好自甘低能。好在世间吃饭不能“报销”的是大多数，所以，我还不感到太丢人，否则，不仅愧对家人、文友，还恐怕难见家乡父老了。当我把这插曲电话告之江帆之后，江帆却出奇地平静，他没有说别的，倒是批评我“名心”太重，劝我不要把这当回事，还是把精力放在创作上。朋友这盆“冷水”的确使我心境平和下来了。说真话，不矫情，即使朋友之间也不失义理，这不是畏友也是益友吧？这怎不令我想见江帆？
8月19日抵达秦皇岛海洋度假村，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前，一位戴眼镜、肤色红润、微胖、身材壮硕魁梧的中年人，热情地向与会者赠书，一边问道：“哪位是杨迎新老师？”我一阵惊喜，这真是江帆式的出场白！开会的几天之中，我与江帆一起进餐，他的食量很大，自助式的早餐，别人吃一份，他大约要吃上两到三份，看他吃得痛快淋漓，我终于明白，他能于繁重的家累之中，手不停挥的写作，东奔西跑地销书，恐怕就得力于这健康的体格。
我们还一起到海边拾贝，一起浏览天下第一关，他手持一把折扇，步履轻快，兴致勃勃，时而驻足探究古迹，时而临风远眺，陷入沉思。会议结束后，他买了港口门票，约我乘轮船观海，又乘双人划的小船荡漾于碧波之上。天水之间，我们不禁意兴遄飞，很有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味道，酷爱杂文的江帆，是不是又沉浸于新的构思之中了？果然，江帆告诉我，他准备应出版社之约，编一套《江帆杂文选》（精装本），希望能听到我的一些意见，散会后，这事一直挂在我的心上。
二
江帆的杂文短小精悍，有金石之音而无媚俗之态，读之如品北方的的酥瓜脆梨，这层意思我在以前的几篇文字中说过，当然这主要是就艺术特征而言。其实比之于散文、随笔，杂文的思想内核更重一些，谈杂文是不能不说思想的。有人说，杂文是讲小道理或“无道理”的；有人说，杂文应该针对大事，写缺斤短两，茄子辣椒之类的小事，没意思。我认为杂文作为时代的感应，作为一种以思辨为主的艺术，大道理、小道理都可以讲，只要符合“以小见大”的话语特征就行，这已为杂文的创作实践所证明。大道理与小道理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如果非要分的话，古人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两项，可视为“小道理”，后两项则是“大道理”。江帆的杂文无所顾忌，他是大小道理都讲的，而且讲得很好，讲大道理不乏真知灼见、振聋发聩之作，讲小道理则多有令人神清气爽之效。
现今，中国50岁以上的文人学者，多有关注政治的情结，这或许与他们的经历、阅历、以及中国特有的国情有关罢。江帆也不例外，反腐倡廉，呼唤科学与民主，始终是江帆密切关注的所在。因此，当他从电视里听到“反对西化”的口号，便执笔为文，勇敢地唱了反调，并引孙中山、邓小平、朱镕基的话为据，痛加驳诉了这种“鲁四老爷式的理论”（《何来“西化”》，载1999年8月《沿海经济》）；此文集中体现了江帆“不惟上，不惟书”而敢于“惟实”的胆识与风骨。看到广东省人大代表大胆行使否决权，对环保局治污不力、文过饰非的行为投了反对票，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比较少见的，江帆敏锐地抓住这个由头，为民主意识的显现而鼓与呼（《23：5的思考》）；江帆的不少杂文能够透过表像，看得更深一层。有人著文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给领导提批评建议不必像古人那样讲究“进谏艺术”了，江帆却说，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上的教训，即使在现在，不讲“进谏艺术”也是要“大触霉头”的，根子就在于封建的东西仍然存在。（《还要讲究“进谏术”》）；在这里，江帆念的是实实在在的“真经”。而对于重大社会现象的剖析，则显示出江帆的笔锋的犀利与透彻。
对于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水，江帆的视野没有停留在“显示了制度的优越”、“炼出了民族魂”的层面上，而是直逼其暗藏的隐患，文章以《感谢水灾》这种反嘲的语气立题，突兀新奇，一连气几个“要是没有水灾”的排比语式发问，层层推进，气势逼人，冷峻之中透射出忧国忧民的火热情怀。讲“大道理”的杂文，往往更能显出一个作者的风云之气。江帆的议政、议经济之作，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往往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之上，展示了他视野开阔、关注国计民生的胸襟和抱负。然而江帆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生活面很宽，对社会万象有一种探询的热情，因此他的笔下涉猎甚广，换句话说，他的“小道理”讲得也很好。举凡婚恋中的形形色色，影视中的是是非非，学习育人中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现象，阅读史籍的感触，甚至生意场上的进退，他都能辨清真伪，披沙见金，发表一得之见，写得情趣盎然，给人以启迪。
鲁迅曾说，杂文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明白，不能鬼混”。1989年，江阴公园里一些人练所谓“自然中心功”，练得“或仰天长叹，或嚎啕大哭，或叩首抢地，或敲打脑壳，或卧身在地”，江帆敏锐地感到了这种伪气功的危害，写出并发表了《谨防走火入魔》一文，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在江阴引起轩然大波，有多人找上门去寻畔，但江帆“身正不怕鬼叫门”，后来此功被取缔，其头领被办，证明江帆之言不虚，而且具有见微知著的前瞻性。
杂文是“时代的感应”，这“感”当然要快，否则就掉入“麻木不仁”了；其次这“感”还要细腻，不细就抓不住由头。江帆的感觉是细腻的，这恐怕与江南水乡的灵气所钟有关。例如他能从收破烂的高价收买旧茅台酒瓶，悟出假酒泛滥的程度；他能从大人、小孩一天到晚哼哼情歌，而觉察出世风的萎靡，他甚至留心到一些大操大办、大吹大擂的出殡队伍，播放的竟然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豪迈歌曲，揭示社会上种种荒诞可笑的现象，无疑使他的作品增加了幽默感。
这些年来，江帆的杂文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得到中学生的青睐，这是很不容易的。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中，有一段衡量文章高下的话，这段话深得孙犁先生激赏，他曾请人书为小幅，贴之座右。这段话是：“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这里的“苟作”是讲出手随便草率；“徇物”是屈从于物欲；“欺心”是言不由衷，说假话；“蛊俗”是不辨是非，蛊惑人心；“不可以示子孙”这一条很实在，例如那些主张人生就是玩乐、用青春赌明天、那些把性也认定是一种“产权”，从而可以交易的言论，那些用“肢体语言”写的所谓小说，
大约是不敢也不愿拿来示与自己的子孙的。江帆的杂文，严肃认真，真诚坦率，入情入理，正气充盈，成年人读之有益，对青年学生来说，更是营养的“饮料”、“钙奶”。自然，江帆杂文也有不足，主要是思力沉雄的巨制不多；有些篇章显得浅白；结集时对杂文的分类，也觉得过于琐细。
杂文这种文体，历来有人视为“小道”，但它对作者的要求却是颇为严苛的，阅历太浅，学养不足，写不好杂文；阅历太深，“参透红尘”，又往往写不出杂文。写杂文需要一颗不受世俗浸染的童心，需要一种无所顾忌的“傻气”，需要不平则鸣的侠肝义胆，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其形象的写照，只不过这里的“出手”，不是鲁智深的禅杖或武二郎的拳脚，而是爱憎分明的文字。江帆出道较晚，而终于成绩斐然，大器晚成，与他的为人和对杂文认识的清醒相关。他刚正不阿，直面人生，睁眼看世界，常以南宋伟大词人辛弃疾的诗句“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自许，认为“杂文不应该‘哥呀妹呀互相温馨’，也不应装个娘娘腔去献媚求赏，以文贿私。”而应该“干预生活，匡正时弊，爱我所爱，憎我所憎，以昭昭之理弘扬正气，用犀利的笔锋，纵横捭阖的气势，使那些为非作歹、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的‘不是东西之流缩头’”。杂文应是“带响的箭”，“有刺的玫瑰”，“战斗性、文学性、趣味性仍应是杂文的特征。”他大声疾呼：“新时代更需要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的杂文家”。江帆以自己20多年来锲而不舍的杂文创作，成功地实践着自己的追求。相信他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 杨迎新 河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唐山市杂文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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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20:1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