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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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传》

作者：《粟裕传》编写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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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大将军衔的十人中，粟裕排名第一。在革命战争中，他的卓越战功就在全国传颂，尤其是华东战场上的辉煌业绩备受全军称赞。作为一名从普通战士成长起来的指挥员，他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及勇敢加智慧的战斗作风，更值得后人长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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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简介
目录
第一章 湘西育英才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
第三章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第四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第五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
第六章 威震江南
第七章 黄桥决战
第八章 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九章 对日局部反攻
第十章 进军苏浙皖
第十一章 战和交织的岁月
第十二章 苏中七战七捷
第十三章 艰难和胜利的转折
第十四章 沂蒙连战连捷
第十五章 从“七月分兵”到经略中原
第十六章 从子养电到豫东之战
第十七章 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第十八章 南线决战建奇功
第十九章 军政全胜过大江
第二十章 在历史转折关头
第二十一章 进入统帅部任副总参谋长
第二十二章 就任总参谋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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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28日，粟裕逃到武昌。这时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中共党组织已在武昌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专门收容湖南、湖北地区被反革命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共党的基层军事干部。粟裕一到武昌就接上了关系，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和粟裕的心愿完全一致。他毫不犹豫地来到宾阳门外的招生处，办好入学手续，顺利进入二十四师教导队，任学员班长，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
二十四师教导队规模很大，1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这批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绝大多数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教导队十分重视对学员的军事、政治教育，力争尽快把他们从一个革命青年转变为坚定的掌握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
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中共党和军队中的领导人，经常到教导队作报告。粟裕每听一次报告，都感到收获很大。几十年后粟裕依然清晰记得，周恩来给大家作过两次报告，都是讲形势和任务。他说话爽朗明快，阐述的观点深刻鲜明，分析透彻精辟。周恩来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革命坚定性，强烈地感染了粟裕和同学们。周恩来在报告中不时亲切地询问大家：“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① 周恩来的话，句句说到了粟裕的心里。他直接受过反革命武装的迫害，深知没有革命武装的痛苦和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为自己能拿起枪杆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感到高兴、振奋。恽代英讲话很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而且妙语连珠。粟裕和同学们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不少深刻的道理，就在这笑声中弄明白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上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的代表。恽代英是这样形象地给孙科画像的：“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走一步，向右看齐！”① 有一次，某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失利，败下阵来。有人嘲讽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却力排众议，以坚定的语气对同学们说：“我看他们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② 听着恽代英的报告，粟裕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信心百倍。“在战争中学会打仗”从此成为粟裕参加军事斗争实践的指南，成为他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奥秘。叶挺给粟裕留下的是又一种印象。他讲话严肃，干脆利落，典型的军人气派。粟裕和同学们对这位北伐名将很敬佩，经常传诵关于他身先士卒的动人事迹。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一般军队每天都是“三操两讲”，二十四师教导队却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上也是一堂简明的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粟裕和同学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完毕，便是例行的10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排尾。虽然队长没有一声表扬，也没有批评一人，谁看了心中都有数。列队完毕只休息5分钟，然后重新集合，带回营区，直接走进饭堂。吃罢早饭就是军事训练。教官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了才做下一个，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整齐划一为止。武汉是有名的“火炉”，教导队开学又是在夏天，为了培养学员的吃苦精神，适应未来战争环境的要求，炎夏酷暑照常出操，有时还特意命令大家脱下帽子，光着头在烈日下晒。长官训话，大家肃静立正，连虫子叮咬都不准动一动。军事训练是严格的，生活又很艰苦，平常吃的饭经常有意掺杂谷粒、沙子，时间规定5分钟，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更无法边拣沙子边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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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紧张的军旅生活犹如大浪淘沙，一些人吃不消了，退却了，先后离开了教导队；许多人坚持下来了，后来当了红军的师长、团长，绝大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后担任空军副司令的谭家述，就是粟裕在二十四师教导队同学中的幸存者。粟裕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艰苦的生活，开始时很不适应，一天操课下来浑身酸痛，疲惫不堪，但他立志从军，献身革命，崇高的理想、信念给了他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他把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操课，当做磨炼自己的最好机会，咬着牙坚持，自觉适应军旅的要求。

教导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校，很重视培养学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劳动观点，假日外出必须集体行动，二人以上就要齐步行进。洗澡换下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洗晒。教导队设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的油漆地板，规定必须每天擦拭干净。尽管训练和管理都很严格，由于教导队废除了旧军队盛行的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内部关系比较融洽。上级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但在中共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军官士兵，彼此之间都可以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发现谁有什么缺点或思想认识问题，便真诚地做工作，帮助教育。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粟裕感到心情很舒畅。刚开学时一些青年学生出身的学员对严格的训练生活不习惯，中共党组织立即加强了思想教育，说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掌握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大家明确肩负责任的重大。有一次上政治课，教员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一名学员站起来回答：“死更难受！”

教员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粟裕完全习惯了军旅生活，深深爱上了这样的军队，身体锻炼得更结实了，黑里透红的脸色，四肢肌肉鼓鼓的，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比较好地实现了从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部队发的枪支很陈旧，“汉阳七九式”步枪就算是新式武器了，一个连只有寥寥几支，最多的是“老套筒”，还有九响毛瑟枪。粟裕懂得手中武器的分量和肩负责任的重大，对枪支倾注了深深的爱，一有空就认真擦拭，细心保护，枪身枪膛没有一点污迹。

1927年6月，粟裕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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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逐步暴露出假左派真右派面目，加快了反共步伐。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还下令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收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武汉政府的唐生智总部，并把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送给汪精卫过目，以表示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面对紧张局势，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东征讨蒋”为名，沿长江东进，经九江到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粟裕和教导队的同学们早就憋不住了，都想拿起枪杆和反动派干一场。汪精卫政府对这支由清一色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部队极端仇视和害怕，千方百计想缴教导队的枪。一天，粟裕和同学们正在议论下一步该怎么走，突然听到值勤哨兵一声“立正”口令，大家顿时寂静下来，一齐站起来，注视门外，原来是叶挺师长来了。粟裕和同学们迎上去，有人急切地问：“师长，我们怎么办？部队究竟开到哪里去？”叶挺用坚定的口气回答：“你们准备好，过三天就出发！”叶师长指示每人准备好两双草鞋。学员们虽然对具体的任务还不清楚，但知道部队要行动了，都很兴奋。当天晚上各连都召开动员大会，传达叶挺师长命令。粟裕和战士们连夜动手打草鞋。第三天，出发命令下来了，教导队离开武昌，经湖北的大冶、黄石港，坐民船沿长江而下，直奔九江。粟裕心情激荡，和同学们一路高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军阀，打倒军阀……”为了沿途减少目标，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教导队到达九江不久，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也到了，接着周恩来等都到了九江。粟裕预感到部队将有重大军事行动。果然，新的命令下来了：“部队沿南浔路往南开，月底前到南昌集中。”

部队按时到达南昌。粟裕所在的中队奉命执行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警卫队任务。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是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四层楼房，进门是一个长方形庭院，南方称“天井”。穿过“天井”是大旅社的宴会厅，叫喜庆厅，三大间，呈长方形，一式花格子长窗。二楼有大小两套房间，大的是负责和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周恩来平时不住，来大旅社开会时在这里休息，或找人在这里谈话。起义前几天，警卫队就在江西大旅社总指挥部执行门岗和内卫任务，归前敌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处长李立三直接领导。粟裕明白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把江西大旅社里里外外，包括周围地形，房间位置、布局、大小，乃至房前屋后一草一木，都仔细看在眼里，默记在心里，保卫总指挥部和首长的安全。那些天喜庆厅特别繁忙，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和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进进出出，二楼房间的灯光几乎天天彻夜通明。粟裕知道这是周恩来等在召开重要会议。他预感到马上会有重大行动发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粟裕格外提高警惕，在喜庆厅门口放了双岗，严禁外人入内，还架起两挺俄式水联珠重机枪，枪口对着旅社门外街道，亲自带班，在楼下往来巡逻。

7月31日，南方的炎夏高温灼人。傍晚，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下来了：“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粟裕带领全班一边擦枪，一边小声议论：“要打仗了吧，跟谁打啊？是人家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去打敌人？”天渐渐黑了，部队还没有行动的迹象，粟裕早就全副武装，坐在打好的背包上待命。这时周恩来来了，他走到粟裕所在的中队跟前停下来，睿智的目光迅速扫了大家一眼，平静地说：“同志们，要打仗了，怕不怕？”粟裕和战士们齐声回答：“不怕！”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任务吧！”时间已经是半夜，外面一片寂静，战士们谁也不想睡觉。突然一声哨音划破夜空，随即传来紧急命令：“全体集合，班、排长到中队接受任务！”粟裕和战友们奉命去策应一支部队起义。这时南昌城内已响起清脆的枪声。枪声由稀到密，紧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一齐轰鸣起来。粟裕和战友们跑步向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赶去，到达目的地立即把军官教育团营区包围起来，按照规定的联络信号，对空打了一排子弹。短时间的沉寂以后，军官教育团营区响起了表示敬礼和欢迎的号声。不一会，粟裕看到一队武装人员护卫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严、蓄着大胡须的40岁上下的军官走了过来。警卫队有人小声说：“朱德，他就是朱德。”这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朱德满脸带笑，边走边和蔼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粟裕和警卫队战士立刻迎上前去，把朱德护送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当时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他顺利地组织、领导了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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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上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胜利占领南昌。

国民党当局迅速调集重兵逼近南昌，镇压革命。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撤出南昌，南下广东。8月6日，粟裕所在的警卫队奉命出发，沿途仍担任革命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团的警卫任务，并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粟裕除随身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外，还身背2支步枪、200多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共重30多公斤。另外，每班要抬1顶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1个挑枪支的民夫。8月盛夏，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行军三四十公里，又热又累，谁照管的民夫途中跑了，那些枪支就得自己挑，行军第一天就有一些人中暑死了。

这是粟裕入伍以后经历的第一次长途徒步行军，从南昌出发，边走边打，边打边走，经江西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和福建长汀、上杭及广东大埔，9月23、24日占领广东的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下歇息。起义部队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个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缴获6000多支枪。粟裕奉命带领一个班把这些枪支装上船，押送去东江。对于粟裕来说，一路上任务很重，既要押送缴获的枪支，又要保卫起义军领导机关的安全，还要随时准备参加战斗，高度紧张，高度疲劳，粟裕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起义军占领潮州后，粟裕所在排奉命留在城内，负责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大约是27、28日，前方传来隆隆炮声。粟裕知道，这是起义军在向揭阳、汤坑（今丰顺）的敌人发起进攻。起义总指挥部的意图是：打败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国民党第八路军，起义部队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粟裕和战士们怀着急迫的心情期待着前线的胜利消息。9月30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越来越激烈，从前方撤下来了一些零散部队。粟裕从他们口中得知，起义军进攻敌陈济棠师和薛岳师，开始节节胜利，后来在汤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接着，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国民党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率领3个师，沿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留在潮州的起义军力量单薄，坚持战斗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这时从汕头方面传来消息，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国民党军队攻占汕头，革命委员会已经撤出。粟裕等保卫着后勤部门领导和其他干部，找到几条船只，东渡韩江，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二十五师等部会合。途中，前方又传来更坏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到乌石，与从汤坑转移出来的起义军主力部队会合，但遭敌人重兵围攻，受到覆灭性失败。

粟裕随部队翻山越岭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等部已在朱德率领下先期由三河坝撤到饶平。短短几天，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起义部队处境极其险恶。国民党集中5个师，约4万余人，企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种。起义部队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组织上、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部队与周恩来领导的起义军总指挥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担任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而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不是他原来统率的，领导起来非常困难。关键时刻，朱德毫不迟疑地挑起这副重担。他深刻分析当前形势，指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聚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围攻，摆脱险恶处境，否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当时部队还有2500多人，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朱德领导部队略加整顿以后，立即出发，一路急行军向闽粤赣交界方向作战略转移。

这是粟裕在短短两个月内经历的又一次长途行军，由广东饶平经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直奔赣粤边的南康、大庾地区。这是战斗严重失利以后的退却和转移，与撤离南昌时相比，士气低落，精神不振。国民党军很快发觉起义军意图，紧追不舍。沿途反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堵截。连续行军打仗，起义部队减员很大，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对革命产生了动摇，陆续离开部队，其中有士兵，也有师、团领导干部。二十四师七十三团任七连连长的林彪，和几个黄埔生一起找到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说“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了”，表示要离开部队，动员陈毅和他们“一起穿便衣走”。陈毅坚定地回答：“我不走。”他开导林彪说：“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死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杀我。”陈毅还严肃地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即使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还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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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面对起义失败的重重困难，没有动摇，没有退缩。他参加二十四师教导队，就是要实现青少年时期确定的志向，拿起枪杆组织一支为穷人的队伍。现在不管有多大的风险和艰难，仍初衷不改，坚定不移。

10月16日，起义军进到闽赣交界的武平。17日，国民党军钱大钧部跟着到了武平。朱德指挥部队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打退钱大钧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粟裕所在排占领武平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部队转移。钱大钧部进入武平城内，随即追出西门。粟裕和战友们一阵猛打，敌人不知虚实，慌慌张张退回到城内。

就在武平战斗中，粟裕第一次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粟裕只觉得受到猛烈一击，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心里却依然很明白。他听到排长在说话：“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排长卸下了粟裕的驳壳枪，丢下他走了。过了不多久，粟裕睁开眼来，四下空无一人，静得可怕。他身子稍稍可以动弹了，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站不起来。粟裕心中想：“无论如何要站起来，赶上部队，绝对不能离开革命。”他咬紧牙关猛地站了起来，随即腿一软身子一晃，又倒在地上。粟裕用力顺着山坡往下滚，又艰难地朝路上爬去，不料滑到了路边一片水田里。这时正好有几个起义部队战友沿着山边走来，发现了在水田里挣扎的粟裕，连忙把他扶起来，给他包扎好伤口，搀着他赶上了部队。

武平城西北5公里有条山路叫石径岭，这里地势险峻，悬崖峭壁间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已经被地主武装民团占领了。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随即亲自率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陡壁攀登而上，出敌不意地在民团侧后发起进攻。战斗力本来就不强的民团，突然遭到天降神兵的打击，丢下武器四散逃命，让开了隘口和通路。朱德威武地站在断壁上，手里握着驳壳枪，指挥大部队胜利通过石径岭。

粟裕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情景，内心油然而生对朱德无限钦佩和信赖的深情。

失败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汹涌澎湃的大浪淘沙。身带重伤、刚满20岁的青年粟裕，在自己认准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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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德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起义部队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在赣南山区小路穿行，在深山密林宿营。此时已是10月下旬，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像影子一样纠缠着大家，痢疾、疟疾更是折磨人。大革命失败了，特别是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几乎覆没，革命的前途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还能不能坚持？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向何处去？严峻的问题摆在每个起义军战士面前，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带着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自寻出路去了，部队到达江西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连那些原来握有实权的中、高级军官，也相继离队而去了。

粟裕没有走，他拖着重伤的身躯，艰难地然而坚定地跟着部队前进。行军途中，两位领导人的形象时时出现在粟裕眼前，看到他们，粟裕心中便充满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南昌起义当天，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勇夺石径岭隘口，粟裕眼望屹立在石径岭上英勇无畏的朱德军长，忘掉了头部中弹后伤口的疼痛，受到极大鼓舞。现在身穿和战士一样灰色粗布军装的朱德，满怀信心地走在转移队伍的前面，临大敌不惊，处险恶不乱，一路上谈笑风生，给基层官兵讲革命道理，提高大家的觉悟，坚定大家的信心，在困境中看到光明前景。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扛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前进，对稳定军心起了很大作用。在粟裕心目中，朱德不仅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也是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人”。

另一位领导人就是陈毅。粟裕原不认识陈毅，也不了解陈毅。在转移的路上，听人讲起陈毅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陈毅的所作所为，对陈毅由不了解到逐步了解，进而由衷地钦佩。那时政工干部在部队是不被人重视的。南昌起义时陈毅是武汉军政分校共产党的负责人，8月2日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急赴南昌。他排除各种险阻来到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日夜兼程向南追赶，终于在江西宜黄地区赶上队伍。前委书记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军”的第七十三团当指导员，笑着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潮汕失败以后，许多原来握实权的人都离队走了，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陈毅没有走。他挺身而出协助朱德带好队伍，痛斥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和信任，在部队中建立起了威信，成为粟裕敬重的领导人。

1927年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10多公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粟裕参加了这次大会，聆听朱德浓重四川口音的讲话。朱德首先当众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他和陈毅来领导，接着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且恳切地说服一些思想不太坚定的人“无论如何不要走”。朱德军长拿俄国革命打比喻，说明革命胜利道路的曲折性，讲得通俗、深刻，在粟裕脑海里留下很深烙印。朱德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朱德还卓有预见地指出，军阀之间的战争一定要爆发。他说：“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①

作为政治工作领导人，另一个四川人陈毅的讲话富有鼓动性，他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经得起失败的英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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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听着朱德、陈毅分析入理的讲话，更坚定了在失败面前百折不挠的斗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粟裕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都能坚强挺立，昂首阔步前进，最终夺取胜利，堪称经得起失败考验的真正英雄。

10月底，部队从信丰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山区。正如朱德早些日子所料，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几场混战。他们各自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和陈毅抓住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这就是著名的“大庾整编”。粟裕自始至终参加了整编。

这次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此时部队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陈毅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在此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共组成9个连队，其中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粟裕从班长直接被提升担任步兵第五连指导员，连长耿凯是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生，后来牺牲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对外化名王楷（由朱德的号玉阶演化而来），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经过“大庾整编”，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气氛渐渐活跃起来了，官兵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部队转战赣南山区时离队和走散的一些人，这时也陆续返回部队。部队总人数虽然只有饶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约七八百人，但都是大浪淘沙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不灭的革命火种。

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离开大庾县境，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大山。朱德、陈毅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起义部队首先打跑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土匪，收缴了地主的武器，接着整顿原来的关卡，征收了一点税金，解决部队的给养。干部战士每天的任务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外，就是分散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道理。起义部队在这里活动了大约20天，粟裕和战士们受到的教育很深。过去大家只知道打仗，现在也做群众工作了，开始懂得要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义重大。

12月上旬，部队转移到粤北仁化，得知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率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起义。部队日夜兼程南下，刚到韶关城郊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部队转移到了韶关西南郊的西河坝，住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很深，每天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不久部队转移到韶关西北30公里的集镇犁铺头。粟裕和起义军官兵白天休养生息和练兵，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

这一时期，粟裕跟着朱德、陈毅转战，探索和寻找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朱德、陈毅领导部队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尝试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朱德还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运用革命策略，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同他早年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滇军将领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从而解决了起义部队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平时好学不倦的粟裕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增长了见识，学到了适时转变斗争策略、斗争形式，发动和依靠群众，以及从大局着眼思考和决策的本领。

1928年年初，广东军阀张发奎命令范石生缴起义部队的械。范石生立即把这个消息秘密告诉朱德。朱德、陈毅连夜率部离开犁铺头，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1月22日，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在中共湘南特委协助下，朱德、陈毅带领这支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的部队，利用早就参加革命但未暴露身份的宜章大地主的儿子胡少海的名义，兵不血刃地占领宜章县城。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县政府官员和豪绅地主被抓了起来，起义部队还解除了县衙门内外反动团队的武装，标志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部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响亮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广大群众踊跃参军。粟裕和战士们撕掉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人在脖子上系一条红带子作标记。粟裕几次率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回来时后面跟着一长列要求参军的青壮年。不到半个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创造了一片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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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抵达信丰时，赣南特委派来接头的人，就第一次对他们说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以后，朱、毛分别率领的起义军，都千方百计主动做了不少联系工作。1928年2月，湘南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的严重损害。各派系军阀又互相勾结，集中7个师的兵力“协剿”起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4月上旬，朱德、陈毅果断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顺利到达砻市。4月24日前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清澈的龙江穿过群山环抱的宁冈砻市，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建筑――龙江书院，两位伟人――**和朱德，还有陈毅，在这里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共同决定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4日，在砻市龙江河滩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分坐在会场左、右两边，全军共有6000多人。就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粟裕被委任为二十八团五连中共党代表。自从潮汕失败以后，南昌起义部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上了井冈山，粟裕感到革命总算有个“立足点”了。粟裕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