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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颜色黑亮,是辆上海产的28寸“永久牌”自行车。到现在,差不多有四十多年了,每当想到它时总能勾起我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
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家里有一辆不但可以方便出行,而且它还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吃和用,基本上是靠自行车运回家的,它所承受的重量是我们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60年父亲南航毕业后,分配到三机部陕西的一家厂当设计员。知了鼓噪的夏天,在宝鸡那个叫姜城堡的地方,你可以到大人手里拿三分钱,到瞎子老太那儿去买根冰棍。
宝鸡虽说是“原”,那里多半却是土坡或山路,骑自行车也并不是很方便,但要到市里赶个早集什么的,还是用的上。可能因为父母每天都要去几公里外的厂里去上班,所以他们一合计,就写信给在上海医院工作的大舅,通过他的关系,在上海凭票买了辆当时全国有名的永久牌自行车。这就是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一辆比我年纪还要大的载重型自行车。以后,有了我和妹妹,逢年过节的,老爸就会带上母亲、我和妹妹、一家人一起,“浩浩荡荡”地到闹市马道巷或清江河边去玩……
那时候的粮店定量供应,粗粮多大米少,大家只得多吃粗粮,我们这些孩子几乎把胃吃得要吐酸水,妹妹还三天两头闹肚子。父亲和几位同事商量,大家决定用自行车驮着粗粮,到离宝鸡二十五公里的虢镇(虢关中方言gui)一带的农村去换大米。虢镇是很富裕的地方,附近都种稻子。他们先到粮店买好粗粮,再去换,有时候一斤顶一斤,有时候一斤粗粮还得找人家几分钱,这都得互相商量。
早上五点起来,先吃饭,再把车胎打足气,把装好玉米粉的袋子搭在车后架上。当时,父亲年轻力壮,五十斤一袋粮一次能扛仨,装上自行车也就一会儿的事。然后带上干粮、布袋,杆称等,大家就出发了。一路上大家骑得飞快,热了,就解开上衣扣子继续骑,风呼呼地在耳边响。不久便上大坡儿,离大坡还很远,就得拼命地踩脚蹬,冲上去,约上到一半儿,便骑不动了,只得下车推。上了坡,满脸是汗,用袖子往脸上一擦,继续骑。到了大下坡,基本不用刹闸,利用惯性往下溜,到坡底后,又紧踩脚蹬往上冲,有时能冲上去,有时得下来推。到了地方,见人就问:“换大米不?”。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大米属细粮,不少人家都不舍得,所以得多问几家。遇到有人换,便把车支好,他们几个搞设计的用口算,老乡们则用小棍儿在地上划拉着算。中午,他们拿出干粮,大家就着咸菜、榨菜什么的,当午饭吃。
回来的路上,米多车重不敢骑快,下坡要刹闸,上坡要推着走。有时,推不好的话,笼头会上跷,弄不好还会车翻人倒,这时他们几个互相帮忙,重新再装。这样一路走走、骑骑、歇歇,到家时天都快黑了。母亲早把洗脸水准备好了,换衣、洗脸、吃饭。晚上睡个觉,第二天还得上班,那时就是这样。
年幼的我常常趁着父母午睡的时候将它推出来偷偷练习,由于个子小,无法上座位,只能在横梁下一只脚在左,另一只脚在右地用力蹬,哐啷堂、哐啷堂的,现在想想,这种姿势确实不舒服,可那时的我完全沉醉于骑车的快乐之中,丝毫没有感觉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自我感觉技术“成熟”,不但自己骑,还驮上小伙伴们。在屋后的大操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小男孩骑着一辆比他还高的二八式自行车在并不平整的场地上飞奔,车后座上坐着咧开大嘴笑的小孩,这在现在看来一定会被认为卤莽之举,可那时我骑着自信,他们坐着开心,我们一路欢歌的度过了那段年少的岁月。许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拥有自己的孩子,我常常想这些孩子大概永远无法想象和体会到我们当年的那种乐趣。
八十年代后,我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并搬了新家。因为离厂近,父亲就不再骑这辆“老古董”,我和妹妹也都骑新式自行车上下班,这辆“永久牌”就无人问津了。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将这辆车子全身涂上油,用塑料薄膜包得严严实实,放在楼下的车库内。
偶然一次整理杂物时,发现了角落里躺着辆破旧的自行车,搬出来一看,原来是那辆自行车,好几次我见收破烂的过来,就随口说:“这辆破车,当废品卖掉算啦!”父亲听了,抬起头,感慨地说:“它可比你的年纪还大啊!”一句话说得我再不敢出声。再后来,听父亲说,他把那辆旧自行车擦洗干净后,送给了一位刚毕业来厂工作的大学生了。
就是它陪伴我们一家走过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经历了漫长岁月,父亲却像对待传家宝一样爱护备至,不愿意卖掉它。他对那辆车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那辆车承载了太多的故事,成为他一个永久的记忆。也许在父亲心里那并不是一堆废铜烂铁,它是父母亲辛勤劳动的见证,它记录着那些难忘的日子,他们为这个家操劳的日子。
再次看到它,我还会感谢它,因为它给了我启迪,启迪我永远不要忘记,忘记那些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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