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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行路人
引子
我插队的地方离浙江比较近。有一次跟队里的阿塔拉（妇女）到乌镇去，走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当我们走了一半路程的时，看见一座桥，与众不同，它不是平时农村里常看到的那种石板桥或者拱桥，而是一座平直的铁架桥，两边的栏杆都是铁架。桥的这边是江苏，桥的那边就是浙江，原来这是两省的分界处。
在农村劳动时，发现一个现象或者说是规律，每逢周末即星期六的下午，大约四点多的时候，总会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从我们村边的小道上走过，此人高高瘦瘦的，戴一副黑边框眼镜，手中提着一个包，掖下夹着一把伞。穿着中山装的上衣，很普通的样子，却遮不住其从内而外的儒雅气质。他似乎永远是这身打扮，一只包一把伞，除此以外没有其它东西，一成不变。他低头匆匆朝前走，目不斜视，也不管田野里村民们对他的指指点点。
有点好奇，于是就询问村民，她们告诉我，这是大队小学校里的老师。每个周末他都要回乌镇的家。家里有老婆和两个儿女。仅此而已。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一个孤独的行路人。
后来我来到大队小学代课。我在桥西边一个破旧的教室担任一个复式班的教学，他在桥东边另一个教室担任高年级的课。彼此没有什么接触。代课结束我仍回到小队劳动。
几年以后听说他调到公社中学去了。又过了几年我也调到那中学去担任民办教师，这才大致了解了他的情况。
据同事介绍，他原是上海交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在上海担任报社的记者。可没几年，就在那场大鸣大放运动中，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他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只要运动一搞，他就被批。他的工作一变再变。先是下放到农村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大队担任中学教师。后来只要运动一来，他就一次次被贬，他工作的地方越来越差，以至最后来到我们这个又偏远又穷困的大队。而且，从中学教师变为小学教师。不变的是每周末回乌镇。雷打不动。他只是默默的做着他的工作，无声无息。
直到几年以后，上面的政策有所松动，对臭老九的批判有所缓和，也由于对教育人才的迫切需要，他才从我们大队小学调往公社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他还是不大与别人多说话。当时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一个大屋子里备课批改作业，只有他在另一个小屋，这是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每当上完课，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小屋里去，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来到大办公室，大家互相打个招呼。那时，他的右派帽子不知是否摘了？
断断续续的从同事那儿了解到，他还是每周六回乌镇去。只是这儿到乌镇比原来从我们大队到乌镇又远了几十分钟的路程。大家都很感慨，这么远的路程，周六回去周末又要赶回来，这份辛苦和劳累能长期坚持下去真不容易啊！又听说，他在乌真有个令人非常羡慕的家。他的妻子——乌镇的一位小学教师和一双正在读书的儿女。家境还是比较好的。
只是，如果碰到雨天那就麻烦了。因为当时农村的羊肠小道都是泥地，只要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走路更为艰难。但据说他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大家对他充满了同情。
终于有一次，他病了，无法再回去。第二天上午，他的妻子从乌镇赶过来看望他。大家这才知道，原来他有这么一位美丽贤惠的爱人。第三天一大早，他的妻子急匆匆的赶回去了，留下了一张纸条给学校领导，感谢大家对他丈夫的照顾。
我对他的看法终于有了改变。他不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他也不是一个弱者。他是个隐忍的强者。他知道自己无法凭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世道对他的不公。他沉默着，忍耐着。但他心中的希望尚在。他有亲人的支持，他不会垮。他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会这么忍辱负重的坚持下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大家对他不再是同情，而是钦佩。他的英语非常好，几个年轻老师经常去向他请教，他也愿意给予帮助。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农村中学。
又过了二十年，我们当年的一批知青曾回过那地方。听说他早已调回乌镇去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阿珍 201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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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20: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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