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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的征程--《粟裕战争回忆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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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1 20:09: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boyedu 于 2020-4-22 11:37 编辑

粟裕战争回忆录目录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第五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
  
     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第十章 苏中战役
  
     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第十二章 鲁南大捷
  
     第十三章 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第十四章 英雄孟良崮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第十九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第二十章 粟裕谈淮海战役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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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0: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1)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省西部一带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靠近贵州的会同县是个山区小县,比一般的内地县还要相差一大截。城北约十公里的伏龙乡(现在叫坪村乡),有一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一九零七年八月十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印象:村里有一片枫树林,我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树干高大挺拔,枝叶郁郁苍苍,把屋顶都覆盖笼罩了。枫木树脚村很可能就是因此得名的。
  
     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家中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和两个妹妹,加上我总共八口。我家是地主,祖父时代有四百余担谷田,父亲他们三兄弟分家后,每家分得一百多担谷田(在我们那儿,习惯按收获量计算田数,一百多担谷田,约合二、三十亩)。
  
     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真可以说是身心全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我虽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但确实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当剑侠,当然要有真功夫。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为了练“飞毛腿”,阿陀教我用布袋子装满沙子,捆在小腿上,每天不停地跑啊跳的,常常练得汗流浃背,还劲头十足。阿陀教我舞“狼牙棒”。我挑选了一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把一头的竹节留着,其余全部打通了,灌满沙子,再用木塞或布条将另一头塞紧。在阿陀指点下,我挥动沉甸甸的“狼牙棒”,上捅下压、左攻右挡地练了起来,常常练得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阿陀特意给我制造了一把“枪”——他拣来一颗子弹壳,用钉子钻个洞,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再添加一些沙子,一点燃,沙子就喷射出去了,还有一定的威力哩。每当我用这把“枪”打中了我任意选择的假想的“恶霸”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阿陀也不把封建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我们那里不准吃狗肉,说是吃了狗肉,死后灵魂也进不了祖庙。但阿陀却带着我在野外偷偷地烧狗肉吃。
  
     现在人们都重视学龄前教育和智力开发,为我学龄前开发智力的首推阿陀了,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好朋友,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就是阿陀,我特别喜欢他。那时我家的规矩,客人来了除了上茶,还要端伴茶的食品。普通客人端的是切成小块的腌萝卜,尊贵客人端的是各种蜜饯,有冬瓜糖蜜饯、梨子糖蜜饯、丝瓜糖蜜饯等,都是自己家里晒制的。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地拿出来给阿陀吃,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那些板栗是妈妈放在篮里挂在屋檐下让它风干的,我悄悄拿出来,把肉吃了,壳揉碎放回篮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哩!
  
     开蒙
  
     会同县当时教育事业很落后,孩子上学都很晚,有时十七八岁了还在念高小。
  
     一九一三年我刚满六岁,也许是家里见我成天弄棍舞棒太野了,提前把我送到私塾读书去了。我在私塾大约念了二三年,教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堂伯伯。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先生念一句,学生跟一句,背熟为止。课文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带韵的启蒙读物,还念过《中庸》,也背过《诗经》,至今我还可以背诵一点。
  
     一九—八年,家乡一带闹土匪,那是“经济土匪”,有天晚上,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留孩子一条命。
  
     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很快,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我也因此离开私塾,先是进县里的“模范小学”,后来转入“高等小学”
  
     (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读书。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也有趣得多,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等课程,我都有兴趣,唱歌、笛子、洞箫我都爱学,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二三年,一次次留级,就是升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见我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觉得我有出息有本事了,就要我来管家、记账,认为不毕业也足以够用了,常常要我请假不到校,留在家里管这管那。不听课,不做作业,这怎么会不留级呢!
  
     家庭帐并不复杂,但很繁琐。每天,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菜买油买肉用去多少钱,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详细入账,每个月都要把帐目送给父亲检查。我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他为人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关在家里,有时写写字,有的作作诗,整年不出门。他检查帐目很认真,可对市面的行情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偶尔也做假帐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帐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帐、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父亲要我管家记帐,不让我读书,很使我心烦。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嫂嫂大为不满,常常骂人,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头上来,也使我心烦。另外还有件事情也使我心烦,就是家里做主,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二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坚决不干。
  
     封建的习俗,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我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将来决不会有出息,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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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2)
  
     出走
  
     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
  
     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连长姓卢,平时神气十足,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城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姓周,是个中士,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土。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大人物。
  
     那时,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什么柴草啊,蔬菜啊,粮食、花生、香油、豆油的。卢连长那个部队出来,排成四路纵队,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蔬菜篮子、素油罐子随便踢翻,弄得粮食,蔬菜撒了满街,豆油、香油淌了一地。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都很生气。为了出这口气,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去撞那些兵。久而久之,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而且越结越深。
  
     有一次,城隍庙广场唱戏,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大家都站在广场上。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青马褂子。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登上一张长凳,挡在大家前面。这样大家更气愤了。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
  
     那个兵竟充耳不闻,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
  
     学生们给惹怒了。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几个学生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举起长凳动手就打。双方在广场上交手打了起来。
  
     广场顿时秩序大乱。不知谁叫了一声:“土匪来了!”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人们吓得四散乱跑。
  
     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排长下令追赶我们,还要强行闯进学校抓人,被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从此士兵和学生的仇恨结得更深了。那个排长扬言,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
  
     有一天,在一条巷子里,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被士兵扣留了。
  
     士兵审问:“你是不是高等小学的学生?”
  
     那个同学见势不妙,机灵地撒了个谎说:“不是”。
  
     士兵见他穿得破旧,不象个学生模样,把他放了。这个同学跑回学校一说,全校的走读生都紧张起来,不敢回家了。全体学生一致决定罢课抗议。学校有位姓杨的教算术的教员支持我们的行动,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到底,煞一煞这些当兵的威风,还说闹出祸来没有关系,他在省城有朋友,可以帮忙。这样一来,大家闹得更凶了,都用木枪、木棍装备起来,还进行操练。
  
     学潮闹大了,县太爷不得不出面调停,两头说好话。卢连长的队伍作了保证:不打学生,不抓学生,不杀学生。一场不小的风波平息了。但是,谁知道这些当兵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不能不有所防备啊。于是,这以后就有一些学生离开会同到外地去了。我觉得这是个离家到外边去求学的好机会。而且,经过这一场斗争,我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
  
     会同县每年都要招考几名学生,送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去参加正式考试。考上的就是二师的正式生,读书、吃饭都可以不花钱。正巧这年县里的考期到了,择优录取两名。我报考被录取了,我决心要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她很喜欢我,对我求学急切的心情还能够理解,但对我离家外出总是不放心,舍不得我走。
  
     那天县里发榜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对妈妈说:“我要到常德去念书!”妈妈看了看通知书,沉思了一会,迟疑地说:“现在外边不太平啊,等到外边太平了再出去念书也不晚呀!”
  
     我觉得母亲这样回答,实际上是答应我出去念书的。我也没有再给父亲说,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离家上路了。到底是年轻没经验,没有把路费筹划好。我步行一百一十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要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才发现买船票的钱不够,只好给家里写信要路费。我在信上表示:如果家里不给我寄路费,我“讨米也要走!”。父亲、母亲见了信上“讨米也要走”一句话,都急了。父亲立即给我写信,答应给我筹集路费和学费,要我回家“从长计议”。
  
     我接读父亲来信,感到言辞殷切,就离开洪江回去了。但我担心回家以后父亲会扣留我,所以在离家还有十来里的地方住了下来,再给家里寄去一封信,告诉我的地址,要求家里把学费和路费送来。
  
     父亲接到这封信,便派哥哥赶来接我,并转达他的诺言:一定筹足路费、学费,让我离家求学。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到会同,回到父母身边。
  
     家里为我凑了一笔银洋,大概有几十块,作为我的路费和学费。父亲还郑重其事地请来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特地给我送行。那一天,父亲很动感情,流下了眼泪,没想到我离家后,他不久便逝世了。
  
     我又回到了洪江。因为沿途土匪多,洪江下水的船都是一帮一帮走的,要凑上近百条才一齐开船,船上还有军队保护。我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沿沅江而下。沿途两岸悬崖峭壁尽是风景名胜,什么孔明放灯的地方啊,孔明放兵书的地方啊,我极目远望,尽情欣赏,觉得心旷神怡,有一种冲出樊笼的快意。大约是在三月,我终于到了常德,可是考期已过。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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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0: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3)-1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在常德,我找到了一位远亲的堂叔,他好象就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教员,堂婶在二师附属小学教书。靠着这个关系,我进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对我来说可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我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烦恼,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想到离家求学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抱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发愤读书。
  
     高小毕业了,但是我还进不了二师,因为二师下半年不招生。我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平民中学的学校。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教的其他课程竟有三十一堂之多。我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的,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
  
     用“如饥似渴”飞“如痴如呆”这八个字来形容我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我看是很恰当的。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我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大小便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我叫“癞痢头”。究竟得的是什冬病?我也不知道。解放以后进城了,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肺上有钙化点。我想或许初到常德读书时得的重病就是肺结核吧。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进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抗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
  
     我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我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我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一九二五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我在二师念书的时候,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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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3)-2
  
     参加学潮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两个营垒的阵线也很鲜明。
  
     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不富裕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领导的。我当然参加后一派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员,谁是***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我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我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滕代远比我早入学,他在二十四班,一九二四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党员。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二十九个县里招收六十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二十九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一九二五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我们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来到,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校役贴在学校的“公布处”。信的大意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敝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我们采取了三顶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我们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但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缨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
  
     结果,我们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人家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我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入团,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
  
     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介绍,到长沙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团团委书记和省****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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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4)
  
     投笔从戎
  
     一九二六年夏季我从常德回到会同过暑假。家中又不许我再出去读书,把我禁闭了起来,一直到八月初我才第二次出逃,回到学校。
  
     这年十一月,经邱育之、肖钟岳两位同学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一个月后,我担任团小组长。
  
     北伐军一到湖南,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国家主义派逃的逃,藏的藏,学校改组,赶走了那个国家主义派的校长,由入党才一个星期的胡佐武担任校长,学校又新换了许多进步教员,“学生会”重新由劣势转为优势。
  
     这时,桃源二女师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合并,并且把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并入,作为新二师的中学部,全校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学校党团组织也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工作更活跃了。党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叫“中国共产党湖南常德地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滕代胜,是滕代远的族兄。团组织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叫尹道涛,却起了个外国名字叫“细格斯”,平时他就用这个洋名字,我们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滕代胜和细格斯的领导下,常德地区和常德二师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常德原来的驻军是贵州袁祖铭的一个旅,老百姓叫他们“三枪将”,即:驳壳枪、红缨枪、鸦片枪。国民党不信任这支杂牌部队,派了一支中央军来缴他们的械,乒乒乓乓响了一天一夜枪,就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支杂牌军还有许多武器便散失到了民间。湘人尚武。过去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我们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匕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这时,为迎接北伐军,党团员们都趁机积极凑钱买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长沙的许克祥接着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出现了低潮。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的旅长就派人来学校请胡校长去一趟。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提醒校长局势紧张,此去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他不要去,立即离开湖南。胡校长斗争性很强,但对时局认识不足,还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校长,“夫子何惧之有”!结果,他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消息传来,全校大为震惊,学生们愤怒极了,但一时又没有好的办法。
  
     那时外面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信以为真,就派了两个营的部队把学校团团围住。大概是怕七八百条枪吧,他们都不敢闯进校门。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夸大了的,全校顶多有几十条枪,反动当局还下达了对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通缉令。面对这种局面,硬拚显然是要吃大亏的,党组织立即通知和组织大家,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我和一些同学是最后撤离的。因为常德在洞庭湖边,经常发洪水,所以城里的下水道特别粗大。我们便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我们下了船,在黑夜里爬上往北去的火车,躲藏起来。火车在洞庭湖畔平原上奔驰,第二天清晨过了岳阳。一过岳阳进入湖北省界就没有事了,我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的目的地是武昌,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已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我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大队。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进入教导大队那一天起,少年时期立下的铲除军阀的志向,变成现实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行动了。那年,我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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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1: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1)
  
     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教导队的生活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是申朝宗,中队长有李鸣科同志等。我任班长。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谭家述同志。此外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作报告。他们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恩来同志给我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他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我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支队伍,全都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是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叛变的迫害的,深知革命而无武装之苦,大家刚刚拿起了枪,心情是很振奋的,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我们党是在加强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了。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同志就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很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恽代英同志鼓励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同志就说:“我看不是这样,而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如何敬畏。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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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1:5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南昌起义前后片断(2)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三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三十公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三四十公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自已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于是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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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21 20:12: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1)
  
     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有机会重新登上井冈山,回到阔别五十年的革命圣地,一一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址、遗迹。特别是在砻市(今宁冈)的会师桥头,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的建军广场,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龙江书院,故地情景,勾起我对多少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高大的革命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从潮汕失败到井冈山会师这段历程中,我是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的部队中工作。这两位令人崇敬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又遭失败之后,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两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立下的不朽功绩,已经成为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丰碑。
  
     正确的决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我在起义军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当班长。八月三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正当后勤人员在潮州城内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二十七、八日,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知道,这是起义军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当时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第八路军。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只要战斗进展顺利,把广东境内的反动部队打垮,就可以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了。
  
     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并且愈响愈烈。接着,我们的一些零散部队撤下来了。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我军进攻敌陈济棠师和薛岳师,起初节节胜利,后在汤坑附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就在当天的上午,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竤亲率三个师,正沿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我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仅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一部分和教导团一个总队,仓卒应战,坚持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撤退,后勤部门已经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和几十万元军饷,绝大部分都丢掉了。我们撤出潮州时,得知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已经攻入汕头,到汕头去找革命委员会是不行了。于是我们在后勤部长带领下,找到了几只船,东渡韩江,向饶平(今三饶)前进,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会合。从潮州到饶平多是山道,我们每人负重七八十斤,走得非常吃力。途中,又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至乌石一带,与从汤坑转移来的主力部队会合后,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到覆灭性的失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感到意外地震惊。
  
     我们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和教育团已先撤到饶平。原来,他们在三河坝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在朱德同志的卓越指挥下,仗虽然打得十分艰苦,但打得非常出色,给进攻之敌钱大钧部两个多师以很大杀伤。他们得知汕头方面的消息不好,便主动转移到饶平。这时,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两千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我们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云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同志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十月十六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我们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十月十七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我们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我们的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我们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岩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荫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南昌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八月一日晨二时前后,我所在的警卫队,奉总指挥部的命令,去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我们跑步进入阵地后,按照上级部署向营地上空打了一排枪,短时间的沉寂后,很快听到教育团营地吹起了欢迎号声,接着,看到一队武装士兵,护送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武、蓄着胡须、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军官走了出来。人们说,这就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同志。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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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2)-1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当看到朱德同志在石径岭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时,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力量。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真正的英雄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撅。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土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象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我们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同志,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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