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的征程--《粟裕战争回忆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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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4）-1
　　
　　 　　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九四○年六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领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顾祝同、冷欣以其第四十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五团等部对我突袭。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地区，余部溃逃。我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日寇的几道封锁线，于七月八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江南指挥部率部过江后，苏北顽、我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以前，双方以争夺中间力量为中心，此后即将进入正面的交锋了。我们分析形势，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顽、我之间势必将有一次决战，必须积极做好准备。至于对韩德勤的斗争方针，我们认为，在韩德勤军事实力数倍于我的形势下，要争取我在苏北全局的优势，必须坚持自主的原则；但这时正处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全国人民心向缓和，力促团结抗战，从顽、我斗争的全局出发，必须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在指挥部到达苏北后有过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我们主张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将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违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寇威胁不大。第三，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这时，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此时刘炎同志尚在苏南，政治部工作由钟期光同志主持。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团。第一纵队以叶飞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第四、第五团；第二纵队以王必成同志任司令员，刘培善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二、第六、第九团；第三纵队以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政委，下辖第三、第七、第八团。全部共七千余人。数量虽还不大，但统一了指挥，行动协调了，部队面貌一新，这对开辟苏北局面有重要意义。
　　
　　 　　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七月二十五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我军以战斗姿态于七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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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4）-2
　　
　　 　　韩德勤得知我东进的消息后，即今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太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衔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们对于何克谦、陈太运两部，决计采取不同对策。当我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时，突然调头向北，击溃陈太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当陈太运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方如数遣还了俘虏，还主动地送了部分枪支给他，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磨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
　　
　　 　　在对付陈太运的同时，我们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的退路，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二十八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军于二十九日凌晨，解放了黄桥。此战歼何顽主力近二千，在我党团结抗日号召之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同志率领于战后起义。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并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这时陈丕显同志已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同志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展异常迅速。八月十日，我们向中央报告：“我占领黄桥以后，便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部五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四个税卡，十天内扩大新兵一百余名。”接着，我们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
　　
　　 　　韩德勤对我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猛烈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在军事失利之后，他表面上同我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搪、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我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则处心积虑准备向我进攻。他利用秋水暴涨、我军各部不便相互支持的时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焚烧涟水、淮阴间老黄河各渡口的船只，阻止我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南下，妄图消灭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与韩德勤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我力为加速准备决战，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指出了“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果然，韩顽不顾人民的愿望和我党团结抗日的呼吁，调集大军，破坏协议，于九月三日开始向我发动进攻。以两李、陈太运部及保安第三旅编成右路军，在姜堰附近集结，以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第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为左路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计划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进攻。其右路军的两李和陈太远部在我争取下态度犹豫，进展缓慢。左路军则大胆冒进。我方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逐步收缩，等到第八十九军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一旅深入我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
　　
　　 　　九月六日，顽左路军进到营溪以南，我即展开英勇反击。一举歼其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余部回窜。
　　
　　 　　保一旅原有我江北特委的工作。此次战后，我军释放了所俘该旅副团长及其以下全部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之大义，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争取了该旅在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
　　
　　 　　营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的一次试探性进攻。韩德勤在受挫后改取“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我区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太运两部，企图逐渐缩压我于沿长江狭小地区，勾引日伪对我合击。我们已经注意到营溪战斗的同时，天长、六合等县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敌伪相继增加，天长、六合两据点的敌人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九月五日、即韩顽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寇攻陷了我路东中心区之马家集、竹镇集、舜山、半塔、汊涧等地，每到一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与韩顽遥相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长期相持对我十分不利。我为打开局面，本着自主原则，决定进取姜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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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5）
　　
　　 　　姜堰原是陈太运的防区，韩德勤为了向我进攻，将陈部调往曲塘，而令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张少华曾当过汉奸，虽声明“反正”，其实仍然和日寇互派代表，保持联络，是一个身兼顽、伪的双料货。他进驻姜堰后，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三十六个碉垒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
　　
　　 　　九月十三日，我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姜堰，二纵队主攻，第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我攻击部队挑选了优秀战士组成“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任务。他们由共产党员带头下水渡河，自镇东北突击。队员们用橡皮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开铁丝网，从碉垒的夹缝中猛插进去，以“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灭守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我为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再次表明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派朱克靖等同志四出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继续呼吁省韩，重开谈判，以求合理解决纠纷。
　　
　　 　　由于事关大局，我方团结抗战的旗帜鲜明，陈毅同志登高一呼，韩紫石等许多上层人士和八县代表同声响应，四五十个留胡须、穿长袍的人奔向黄桥与我会谈。这些人中，有些的确是本着团结抗战好意来的；有些是希望韩、我力量均等，以便在中间立足来的；有的则和韩德勤有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眼看韩德勤再打就会失败，所以出来劝解的。尽管各自的动机不同，但他们出面斡旋，对促进团结抗日是有利的。
　　
　　 　　当土绅代表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时，韩顽竞乘机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在他看来，“金姜堰，银曲塘”，我军以革命同志的鲜血换来的抗战阵地是决不会退让的；如果不让，他就有了向我进攻的借口。中间人土也很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我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方断然答应让出姜堰。陈毅同志在姜堰召开的各方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表明我方顾全大局、忍让求全的苦衷，但也要求对方履行诺言。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我方也只有自卫一途。陈毅同志义正辞严，博得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如黄桥朱履先老先生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到苏北人民共弃!”
　　
　　 　　九月三十日，我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通知李明扬、陈太远来接防。李明杨喜出望外，单独接管了姜堰。我又主动送给陈太运一百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与李、陈之间的矛盾越发加深。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可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级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自北渡以来，经过四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东西一百公里、南北数十公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说，还只是初步的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已给顽军以一定的打击，但是同韩德勤的主力还没有交锋；虽然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地方，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确立；虽然我江南主力已经过江，但与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有打通。所以我们还没有在苏北站稳脚跟。在这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只有同韩德勤的主力作了决定性的较量，其它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这时，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夹击韩德勤的有利战略态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韩德勤的反共阴谋，中央公开提出了“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我会师，又以我退出姜堰为虚弱，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歼我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于是亲自指挥二十六个团共三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歼灭我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韩德勤主动寻衅，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间越的良机。但我军全部人员仅七千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五千余人。而八路军南下部队受到敌、伪、顽的牵制和半水网地区的阻碍，尚在老黄河以北；第五支队在春季反顽战斗胜利之后，整训还未结束，同时又受津浦路东敌伪的威胁，暂难东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北、西两军对我进行战役上的配合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在他们的战略配合下，作独立决战韩顽的准备。
　　
　　 　　大敌压境，顽军多我数倍，能不能打歼灭战呢？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我们是必须打歼灭战的；如果只把韩德勤击溃，没有歼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对我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很不利。但是在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上、战斗上是以多胜少，这是一个原则。但当前的形势却要求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我军军政素质是敌人所不可比拟的，我军又处于“哀兵”的地位，“哀兵必胜”。但是，要克敌制胜，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第六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全力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部及苏北游击第八军(由税警团等部编成)陈太远部组成右路军，以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我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目的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我军自退出姜堰后，兵力已经集中。我们对顽、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黄桥地区北面是通扬河，南边是长江，西南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泰兴、靖江等日寇据点，如果放弃黄桥，我军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对民心、士气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我军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我们没有条件采取集中兵力、坚守黄桥的方针；而且集中兵力坚守黄桥，最多只能击溃敌人，而不能歼灭其主力。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以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我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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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6）
　　
　　 　　在各路敌军中如何选择首战歼灭对象，对战局的胜败关系极大。我们选择了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个选择的主要根据，一是两李和陈太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疑虑很大，如果我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太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二是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第三，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它杂牌军不敢动作。所以如果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因为翁旅在韩德勤的战斗序列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三千多人，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九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军官大都是“军校生”，是强敌。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我们是先打强敌。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可以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隐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对于日寇，我们分析，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寇直接参与向我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
　　
　　 　　我们充分注意发挥各个纵队的特点。这三个纵队都是善于勇猛攻击的。其中第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第二纵队派出主力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三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这个纵队的作风顽强，指挥灵活，是可以胜任正面阻敌任务的。
　　
　　 　　陈毅同志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很快统一了认识。部署既定，便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政治部印发了军分委和党代表的《敬告指战员同志书》，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政治、军事意义，号召全体同志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纷纷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在支前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待命行动，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六十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
　　
　　 　　即将来临的是我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而且我军从东进开始，方向的确定，战场的选择，战役的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的进行，都是指挥部根据党的方针紧密地结合当面的具体情况来安排的，目的全力与韩顽决战，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但当时，我们的干部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几岁的入，连陈毅同志也还不到四十岁，恰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时候，全都精神抖擞，迎接严重的考验。
　　
　　 　　陈毅同志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我到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黄桥周围，全长约两公里。我和陶勇同志商量：防御兵力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机动部署。从当时的敌情出发，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任担负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
　　
　　 　　顽军出师不利，九月三十日出动后，受阻于暴雨。十月三日雨过天睛，才又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十月四日，攻城战幕揭开。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四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我方代表见面(一直到六号我军已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日夜询问战况；陈太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敌探也进到黄桥以西七八公里的石梅(失迷)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黄桥风云变幻。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我们，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正当顽军第三十三师一部向我黄桥东门进攻进入高潮时，翁达旅也从高桥南下了。对于这个首战歼灭对象，我军选择在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着。如果出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出击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将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四日下午三时，据报翁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两三公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我赶到北门，登上上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两三公里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六旅的先头确已来到。我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全部三干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七公里半，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第六旅拦腰斩断。我决心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首脑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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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7）-1
　　
　　 　　我打电话至严徐庄征得陈毅同志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
　　
　　 　　我一纵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我军一举歼灭了独立第六旅，斩掉了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顽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翁旅被歼后，战场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我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颇大。敌人三十三师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如果黄桥失守，在我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将无法达到围歼敌李守维的目的，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我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因此，必须动员部队人员以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坚决迅速地把突入东门的敌人就地消灭或驱逐出去。恰在这时，听说奉命增援的老四团一个营由江南过来了，离黄桥镜还有十公里。我便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同志们受到鼓舞，土气大振，都兴奋的回答：“我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迎接江南主力！”陶勇同志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同志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顽固派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敌人死死顶住。
　　
　　 　　当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反击出去后，战场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转折。我第二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一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我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四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自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村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村附近构筑工事固守。而我第二纵队在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等同志的带领下，于当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裁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一、第二线队两路夹击，将二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并首歼三十三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然后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村附近的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
　　
　　 　　正当围歼战激烈地进行的时候，陶勇同志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第三十三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加强了对李守维的围歼。
　　
　　 　　顽军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之一。虽然已被包围了，但李守维还想作困兽挣扎，拼命抗击我军的进攻。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我军多次攻击，进展不大。我军组织力量，调整部署，黄昏后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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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7）-2
　　
　　 　　经过一夜激战，六日清晨，顽八十九军的军部被彻底歼灭了。李守维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极度混乱。但第三四九旅仍在拼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我展开逐屋争夺战。我军经多次白刃格斗，终将顽军反抗气焰彻底压倒，第三四九旅大部被歼灭，其残部沿原路溃退。但因地形复杂，桥梁早被我人民武装所控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呼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奉命增援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进至分界以西，因三十三师被歼，便转守营溪。我第二纵队追至营溪，把它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撤退。为了囊括通、如、海、启，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我们把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在作战命令中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因为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当时我曾对江南增援来的部队说：“你们才从江南赶来，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一下的，现在任务紧急，只能先执行任务了。”他们立即出发，和各兄弟部队争先前进，逢水过水、见桥夺桥，不怕疲劳，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逃了，我军胜利占领。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最后清查，我军自十月三日起至六日止，共歼顽军主力十二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六百名。据不完全统计，主要缴获有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山炮三门，迫击炮五十九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争取更多的人继续抗日。我军派出一支部队，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准备迎接南下的八路军。十月十日，我苏北部队前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
　　
　　 　　十一月七日，刘少奇同志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同志来到海安，陈毅同志率苏北指挥部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大会热烈欢迎。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决战胜利之后实现了。陈毅同志曾慷慨赋诗：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在回忆这一段革命斗争历史时，我还深切地怀念当年共同战斗的其他一些同志：龙树林、徐绪变、陈时夫、乔信明、邱玉权、廖政因、郭猛、黄才胜、吴载文、严昌荣、罗湘涛、孔峭帆、李景瑞等等同志，这些同志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挺进苏北、发展华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全体指战员没有辜负党中央、军委的信任，胜利地完成了挺进苏北，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的历史任务，从此掀起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高潮，展现了华中抗战蓬勃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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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1）
　　
　　 　　苏中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值得一写的。这里只记述一九四一年二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有关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若干问题。全面地写，题目太大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在复杂、尖锐、艰苦的斗争中，苏中得以建设成为华中基本抗日根据地之一，武装斗争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因素。
　　
　　 　　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一九四○年七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与先期过江的部队汇合，经过严重的反磨擦斗争，在同年十月取得了黄桥决战胜利。苏中抗日斗争的局面才真正打开了。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早已进入相持阶段。这是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一个特点。当时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顽方韩德勤主力即将对我大举进攻，而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距黄桥地区尚远，没有条件进行战役配合。陈毅同志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时间，决心以劣势兵力，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决战。陈毅同志下这个决心，是承担重大责任的，以后他不止—次地对我说过当时的这种紧张心情。
　　
　　 　　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以城镇为立足点，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迅速展开。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奉中央、中央军委之命，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一月二十五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我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刘炎任一师政委、苏中军区政委，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叶飞任一师副师长。一九四一年三月，组成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政委员会，刘炎、陈丕显分任苏中区党委正、副书记，管文蔚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后刘炎同志因病不在位，他的职务由我兼任。这是一个生死与共、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
　　
　　 　　原苏北指挥部所属三个纵队，即改为第一师的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后为吉洛，即姬鹏飞)。
　　
　　 　　为迅速建成新四军新的领导机关，原苏北指挥部即作为新四军军部的部分基础。苏北指挥部是由江南指挥部改建的，经过一定的战争锻炼，精干、灵活、有效率。当时留给一师师部的，连我在内官兵共二十四人。我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由盐城返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的。在我起程的前两天，陈毅同志特地来到我的住房，关切地问我：“怎么样，人太少了吧？”我立即爽快地回答：“好男不吃分家饭嘛！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军长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并且说他很快就去看我们。军长的关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在此以前，我是副手，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我要单独去苏中，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很重。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五干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境内系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公路交错，交通便捷，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
　　
　　 　　苏中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上海是个国际都市。苏中临近上海，可以成为我党、我军连接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桥梁；我抗日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各项民主政策的成果，能通过苏中，再由上海迅速向国内外传播，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同时，我方在苏中所能控制的人力、财力，在华中各战略区中占首位。所以，苏中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成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蒋介石和我党我军三方必争之地，并决定了斗争的极端尖锐和复杂。这是苏中抗日斗争的又一个特点。
　　
　　 　　中央、中央军委赋予苏中的战略任务是随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化的。一九三八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给新四军的第一个“五四”指示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淑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中央把江北作为江南新四军的一个发展方向，这算得是一个规划性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年初，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开辟苏北、苏中便成为关系全局的现实任务了。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华中抗战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央进而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苏鲁战区自然包括苏中在内。这是我们的光荣战略任务。
　　
　　 　　我认真地研究中央的这些指示，并把它们同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结合起来思考。我理解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我们在抗战时期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我们的军事斗争策略要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总任务联系起来。有了这些思考，我对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便有了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报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军事斗争应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柱，并且应为下—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这个认识成为我领导苏中抗日斗争全过程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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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2）
　　
　　 　　工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我军进入苏北以前，日寇同顽固派出于各自的利害，相互默契，相互利用。日寇占据沿江、沿大运河的重要城镇，其余广大地区由国民党统治。我们的军事实力跃居第二位以后，日顽相互依存和共处的格局被打破了。我军是真正抗日的力量，日寇同我军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借日寇这把刀来杀我们，另一方面为尔后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作准备。苏中抗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日军在苏中的部队原是第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分布于沿江和沿通扬运河的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并沿大运河北伸至邵伯、高邮一线。伪军仅有南京“维新政府”所辖之伪绥靖军第三、第六两个师，分驻于扬州、南通。一九四一年春，日军从江南调来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第十七师团一个联队在苏中的防务，以加强对我进攻的力量。这个旅团的旅团长是南浦襄吉少将。旅团直辖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五千六百余人，武器装备好，战斗力比同等的日军部队强些，有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但它所要占领的区域是整个苏中，兵力显然过于单薄，为弥补兵力不足，便对国民党军队施行诱降、压降政策，拉拢国民党武装当伪军，以达到战略上控制苏中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推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依附敌人，继续反共。于是国民党武装进一步分化，除小部尚保留国民党旗帜外，大部与汪伪合流，叛国投敌。从一九四○年底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启东地区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泰州地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以及苏北的国民党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等，先后率部投敌，被编为伪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使苏北伪军迅增到十三个师、三个旅、四十二个正规团和十一股杂牌部队，共达三万七千余人。
　　
　　 　　日寇为了全面占领苏北、苏中，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新四军在苏北、苏中立足未稳之际，企图首先摧毁我新四军首脑机关，然后寻歼我主力部队。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日寇以飞机十七架空袭我盐城华中总指挥部。同日上午九时，日军三千人占领我黄桥，开始了对我苏中区的“扫荡”。二月，我们获悉李长江即将率部投敌，估计日寇占领我黄桥后，将续占曲塘、海安、东台等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然后日伪配合，李长江由泰州经兴化向东北，日军由东台向北，合击盐城。
　　
　　 　　这时苏中的工作还处于开辟阶段，党政军系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战方法上、工作作风上与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形势还不相适应。部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虽曾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但挺进苏北以后，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许多新参加部队的问志，更缺乏打游击的锻炼。地方工作的重心还在城镇，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农村，工作方法习惯于大刀阔斧，工作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部队逐渐庞杂。同时，相当多的同志盲目乐观，对今后日益艰巨的斗争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个别人面临国民党军纷纷投敌和日伪军大举进攻的紧张形势，希望离开斗争第一线，到安定的地区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区人心比较动荡。社会上层爱国人土和广大工农基本群众为我军能否生存、能否坚持苏中抗日斗争而担忧；有些地主、商贾和游民表现动摇、观望、变态。人民群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四军打国民党顽固派能行，现在日本人来了，你打不打？能不能打胜？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顿挫敌伪的进攻，抑制其嚣张气焰，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要预计到今后斗争形势将日益尖锐，转好思想弯子，不失时机地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出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这—转变就苏中来说是战略性的，不转变，肯定要吃大亏，转变得不适时，转变得不好，也要吃亏。在作战指导上，必需从华中全局出发，把苏中当面的反“扫荡”斗争同看好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南大门紧密结合起来，要敢于刺激敌人，敢于威胁敌人，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并求得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苏中地区，以保障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相对安定。
　　
　　 　　苏中区的转变是同对敌作战结合进行的。我们获悉李长江准备投敌的情报后，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海安至曲塘之线的区域内，加强侦察、监视，进行讨逆准备。与此同时，我党政机关也在群众中进行反“扫荡”的动员布置，一切公开的力量准备适时撤出城镇，转入农村。二月上旬，军部来电指示：“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二月十八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颁布讨逆令，命我为讨逆军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速率所部歼灭李逆”。陈代军长还亲临我指挥部坐镇，对部队作战斗动员。讨逆战役于当天(十八日)发起，我军分三路出击，十九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坚、苏陈庄，二十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我军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灭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二月十八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对我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日军企图进占海安、东台及兴化，并夹击我军主力。我军于讨李战役后，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我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也占领了国民党江苏省 韩德勤统治的兴化等地，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者，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苏中抗战军民受到胜利的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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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3）
　　
　　 　　四月中旬，我们为了掩护苏中根据地建设，策应北线新四军第三师收复被韩德勤侵占的蒋营的作战行动，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势作战。首先在第三分区向泰州、靖江地区之日伪据点发起攻击，连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泅庄、孤山、老庄头、姚家堡等据点。在姚家垡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二十余人，生俘日军两名。在兴化梓辛河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一艘，歼敌一个小队，生俘日军两名。
　　
　　 　　在此期间，我利用日伪在占领主要城镇后忙于修筑据点，我军已顺利转入农村修整的短暂间隙，于四月十日在角斜旧场召开了干部大会，作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问题的讲话，动员苏中全党全军转变思想、组织、工作、战术提出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扎根基层，一切工作适应游击战争，一切工作为战争胜利服务。坚决粉碎日伪的“扫荡”，反对游而不击，反对“跑扫荡”、“躲扫荡”，做到游而必击、扰而必乱。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各县普遍建立县独立团或县大队，以带领民兵、自卫队就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结合实际，对党政军机关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军队要短小精干，裁汰老弱，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变“大后方”为分散的“小后方”。党政机关要军事化、游击化，提倡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反对大呼隆、一般化。群众组织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以便在敌伪侵占时仍能坚持隐蔽斗争。关于作战方法，以团为单位的战斗和行动将大为减少，代之以营连为单位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经常而有效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我结合苏中实际，介绍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若干游击战术。
　　
　　 　　同时，我们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我们活动的地区，多数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随着抗日浪潮的高涨，我党我军影响的扩大，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当此形势转变之时，我们把大部分知识青年派到部队当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有的先当一段文化教员再当政工干部，使他们在基层、在战火中锻炼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营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六十、连队指导员中百分之七十(以后占到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部队注进了新的血液，政治工作生动活泼，朗气蓬勃，成为第一师的一个特色。第一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活跃而有成效，值得专门一写，我在这里只是点到而已。
　　
　　 　　六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于是日军在华中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之各一部，接替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及运河沿线各据点的防务，集中第十二混成旅团之全部及李长江伪军共一万七千余人，于七月二十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四路合击盐城，再次妄图摧毁我新四军军部。
　　
　　 　　华中局和军部提出了“保卫盐城”的政治号召。苏中军民全力以赴，协助第三师、盐阜区进行反“扫荡”。遵照军部的统一部署，我第一、第三旅在第三、第四分区选择敌伪的要害狠打。第一旅围攻泰兴、姜堰，攻克古溪、黄桥、季家市、蒋垛等据点，毙伤大量敌伪军，并突然以主力回攻泰州，予敌十二旅团部以强烈震撼。第三旅袭击林梓、余西、金沙、北刘桥敌伪据点，一个月作战十余次。第二旅在盐城以南，对自东台北犯盐城之敌节节抗击，予以杀伤和歼灭；敌占盐城后，第二旅又转到其侧后，破坏盐城至东台敌交通线，打击其来往部队，阻止敌伪在盐城、东台间建立联络点，并在伍佑、刘庄、白驹、西团、小海作战，以连为单位层层阻拦进攻之敌，击沉敌汽艇二十余艘，后又乘敌占领盐城后仓促回兵之际，攻克裕华镇，活捉日军七名，全歼泰南仓据点之伪军。
　　
　　 　　苏中区凌厉的攻势作战，策应了第三师和盐阜区的反“扫荡”，防卫了华中局、军部的南大门。日寇痛感苏中区抗日军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转而南下寻歼我苏中主力部队，企图首先控制苏中。自此以后，苏中区一直成为华中日寇进攻的一个重点。苏中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尖锐化了。
　　
　　 　　在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下，以军事斗争为掩护，苏中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开始了在农村建党和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农抗会等各种群众组织陆续建起来了。组建了地方武装，到四月底建成东台、泰东、兴化、靖江、如西、泰兴、泰县、南通、如皋、启诲十个地方团，共计六千二百余人，有长短枪三千八百多条。六月底，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发展到近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十六万人。
　　
　　 　　回顾这一段历程，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比较主动、适时地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变，并且在农付中站住了脚，为对付以后日军更频繁、残酷的“扫荡”作好了准备。
　　
　　 　　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
　　
　　 　　苏中军区是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立的。根据华中局、军部指示，全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划分为四个分区(地区)和兴(化)东(台)泰(州)特区。由第一、第二、第三旅分别经营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各分区(地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县(机构后建立)；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四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及海启六县。成立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活动于顽友我结合部的兴东泰地区。中共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专署专员惠浴字，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中共第二地委书记章蕴，第二专署专员刘季平，第二分区司令管文蔚(兼)，政委钟明；中共第三地委书记韦一平，第三专署专员朱克靖，第三分区司令陈玉生，政委叶飞(兼)；中共第四地委书记向明，第四专署专员季强成，第四分区司令季方，政委向明(兼)；“联抗”司令黄逸峰(以上均为第一届任职)。
　　
　　 　　在苏中成为日寇超重点进攻目标后，我们不能没想全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必须保持有一定范阔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任何严重形势下对全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使得各地区、各部队之间互相配合和协同；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办学校训练干部，办医院收治伤病员，进行兵工、职需生产，以支持长期战争和积蓄力量；才能相对地集结和训练主力兵团，形成拳头，以保持主动权，在需要时刻，在主要方向，实施有力的突击。在敌情严重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实现主力地方化，分效活动，化整为零，相对地说比较容易办到，而要经常集中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在手，保持强有力的拳头，则比较困难，可以说没有一块回旋余地较大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是办不到的。上述几方面如果都办不到，那就实际上称不上是基本根据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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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4）
　　
　　 　　为此，我在苏中本区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从几个分区的形势看，第三、第四分区位于沿江，人口稠密，物阜民丰。敌人为保障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人力、物资，势必加强控制，当时已遍设据点，以后斗争形势将更趋紧张，我军回旋余地将更加缩小。第一分区江都也在沿江地区，高邮和宝应在京杭大运河东岸，顽固派势力较强，工作尚待开辟。第二分区北靠盐阜区，东临大海，西接水网，南有第三、第四分区为屏障。境内东台以东直至黄海，有以三仓镇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各约十五公里的沙荒滩涂地带，辽阔贫瘠，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不便于敌人活动。却有利干我们回旋，还可以成为我们向海上发展的依托。因此，我把基本区择定在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我估计，只要我们加紧争夺并讲求斗争策略，求得基本区域相对稳定是可能的。于是我作这样的部署：以第二旅夹(南)通(赣)榆路成品字形布阵，该旅第四团坚守盐城以南的刘庄、伍佑地区，看守军部南大门；第六团在东台以西、兴化以东地区，创造向西开辟第一分区的有利形势；第五团在东台以东和东南，防卫滨海地区并与第三、第四分区相呼应。第一旅坚持活动于第三分区。第三旅坚持活动于第四分区。苏中党政军机关主要活动于第二分区，并适时向第四分区机动，因为第三分区除日寇外还有国民党武装，已相当拥挤；而第四分区对敌人长江航运威胁最大，势将成为全区斗争最尖锐地区，须加强指导。
　　
　　 　　我确定这一时期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应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敌伪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工作；对于我之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的相对稳定。
　　
　　 　　既是游击战又进行要点争夺，是否矛盾？不，游击战的特点在于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主动而灵活的指挥，我们要保持的是这些特点，至于游击战的战术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应该依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创造更多的战法。
　　
　　 　　敌我双方的剧烈争夺，从一九四一年日寇“八一三”大“扫荡”起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春。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日寇集中敌伪一万余人，由南通、如皋、海安、东台等据点出发，对我苏中进行第二次大“扫荡”。全区军民已预有准备，广泛开展了反“扫荡”，与各路敌人纠缠、游击。这次反“扫荡”，我军连续作战四十二昼夜，战斗一百三十余次，毙伤敌伪军一千三百余人，活捉日军十四名，伪军八百名，毁敌汽艇三十余艘。敌人占领了我李堡、栟茶、掘港、马搪、双甸、岔河、石港、大中集、潘家(金敝)等一批集镇。敌寇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淫掠，使我根据地群众遭受摧残，在我军民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
　　
　　 　　日寇在“八·一三”大“扫荡”以后，要分兵保守据点，机动兵力减少了，没有力量再进行万人以上规模的全面“扫荡”，便从一个地区的各大据点拼凑机动兵力，实行局部性“扫荡”，或依靠据点，乘虚突进，以扩大伪化区，限制、分割、缩小我军活动区域，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捕捉我苏中指挥机关。前面已说过东台滨海地区的地形，敌人进入这里“扫荡”，战线长，没有立足点。因此，敌人计划夺占这块地区中心的三仓镇，打通东台、潘家取至三仓镇的公路，把这块地区割裂为二，并以公路作为封锁线和立足点，对我进行“扫荡”。日寇还谋划攻占位于我第二分区与第四分区接合部与三仓镇成犄角之势的丰利镇，沟通三仓与丰利的连结，使公路经由三仓、丰利，向北同潘家(金敝)、东台，向南向东同李堡、角斜、海安相连结，进而分割我第二分区同第四分区、第四分区同第三分区的联系。敌人的这个计划如能达成，将大大限制与分割我活动区域，并使我基本区的保持遇到极大困难。所以，三仓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集镇，便成为敌我展开激烈争夺的一个战略要点。
　　
　　 　　我们提出了“保卫三仓”、“保卫丰利”的口号。当时我的决心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寇占领三仓。我认为，经过反复争夺，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至于丰利，我估计难以长期控制，但是在那里争夺，可直接策应三仓的争夺战，而且可以加强对第四分区敌人的威胁，迫使敌人把争夺重点移向第四分区，这也是一种“围魏救赵”的策略。
　　
　　 　　三仓镇的反复争夺战，实际上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我乘敌伪向我第四分区“扫荡”之时，抽调第三旅主力第七团北上三仓地区，击退了由潘家(金敝)进犯三仓之敌。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乘顽固派策动会道门组织的大刀会暴乱之际，占领了三仓。我随即命令第七团首先破坏了东台至潘家(金敝)的公路，使三仓陷于突出、孤立境地，尔后实施两次进击，夺回了三仓。此后日寇多次企图夺回三仓，我们派出若干主力小分队，配合广大民兵，在敌人分进合击的途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行动，破坏敌人的协同，并消耗、疲惫敌人；我主力则在三仓镇及其外围构筑隐蔽工事，待敌人进入我火力范围时，突然开火，予以杀伤，并适时猛烈反击，迫其收兵；待其后撤，则尾追打击之。在敌兵力占绝对优势情况下，我军以坚守防御的态势，以火力和适时的反冲击，予敌以重大杀伤。然后不待敌军合围，我即有组织地以运动防御迅速脱离敌人。敌占领三仓后，我则以主力配合民兵围困，使敌人昼夜不堪其扰；另以部分主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切断三仓通往其它据点之联系，使三仓之敌断缺粮、水和军需供应，被迫撤退。这种以主力部队为主进行的三仓争夺战先后共七次，敌人每进攻一次，都以惨败告终。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潘家(金敝)之敌石井大队及伪军七百多人，乘敌我在丰利作战之时，分两路进占三仓。我以第二、第三、第七共三个主力团及抗大九分校，将进攻之敌全部包围于三仓，经昼夜激战，予以重大杀伤。可惜我火力不足，黎明时敌人突围窜逃。
　　
　　 　　丰利争夺战先后进行了五次，打得也很激烈和出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丰利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争夺战。十二月八日晨，敌伪分三路合击丰利，来自掘港的一路约五百八十人，从丰利东南进行迂回，与另两路敌人相隔较远，行至花市街、双灰山以北，遭到我师部特务营两个连和第三旅第八团一个营的前后夹击，大部就歼。据统计，我歼灭伪军团长以下三百余人，其中生俘一百九十五人，毙日军三十余人，包括敌南浦襄吉派的督战代表小野大山，生俘日军两名，其中一名叫玉田的分队长举枪投降；我缴获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一门。与此同时，进攻丰利之敌的另一路，经丰利坝窜入丰利。我主力一部尾追突入镇内予以痛击，毙伤敌一百余人。残敌不支，施放毒气，仓皇逃脱。第五次丰利争夺战，敌人从南通、如皋、东台、兴化前后五次抽调部队增援，南浦亲自出马指挥。我们与敌人纠缠了七昼夜，毙伤敌伪八百余人，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了丰利。
　　
　　 　　为策应和配合我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给敌伪以更沉重打击，我第一、第二、第三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向敌伪薄弱据点出击。各部连续作战一个月，攻克掘港、临泽，袭击了如皋、古溪、李堡、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据点。此役号称“十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和锻炼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