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的征程--《粟裕战争回忆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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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2）-2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后来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时陈毅同志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八月二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一九o五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一九o五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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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3）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四十四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同志回顾过去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可是林彪死党及“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百般美化林彪，大搞伪造党史和军史的阴谋活动，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这简直是对历史的无耻歪曲和篡改。
　　
　　 　　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乃是那些对革命坚定不移、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战士。
　　
　　 　　大庚整编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
　　
　　 　　总的来说，我们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在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同志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多公里，走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同志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同志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同志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象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我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领导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我们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我们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荫蔽，我们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自饶平出发以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现在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他们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家。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这时候还处于建军初期，我们党还缺乏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的经验。而建设这种军队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是上井冈山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全面、系统、正确解决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他们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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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4）
　　
　　 　　上山打游击
　　
　　 　　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十一月上旬，我们离开大庾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十二月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十二月十五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哇哩哇啦”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朱德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朱德、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面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于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们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o团，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o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发觉我们这支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范石生解除我们的武装，逮捕朱德同志。范石生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同志。对于出现这种形势，我们本来是有所准备的。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立即连夜出发，从乐昌以南十几里的一个地方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去创造农村革命的更大局面。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 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南。但是，湘南的党和人民顽强机智地坚持了秘密斗争。当一九二七年冬爆发军阀混战时，他们趁机恢复了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给湘南的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
　　
　　 　　在犁铺头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即已着手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在部队进入宜章县境，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湘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暴动，并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拟定了首先巧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我们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了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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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5）
　　
　　 　　原来胡少海同志出身于宜章城里一个有权势的大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未暴露身份。我军一进城，人们便纷纷议论说，这支部队是本城大豪绅的儿子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当上团长了。我们进驻县城的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地主豪绅大摆筵席，欢迎我军军官。筵席开始不久，我出席宴会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敌县府官员、豪绅等抓了起来，并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宜章解放了。与此同时，县衙门内外的反动团队，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接着，我们又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向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在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组建了宜章农军。
　　
　　 　　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派许克祥带五个团的人马，由广东韶关直奔宜章而来，妄图扑灭宜章暴动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提起许克祥这个在“马日事变”中双手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现在他又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临着优势的敌军，用什么样的战法来打它呢?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于是，朱德、陈毅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决然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宜章城西南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里。许克祥部即占领宜章并追出城来，妄图消灭我们。隔了一天，我军在转移途中，于岩泉、栗源一带与许克祥的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在农军的配合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对运动中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时我们部队虽仍不足千人，却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是很强的。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乱了，歼灭其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许克祥的司令部所在地砰石镇。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我军很快便将敌的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未来得及吃，就扔掉轿子，丢掉皮大衣，带少数马弁逃脱了狗命。砰石镇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这次战斗，我们缴到了一门山炮，许多迫击炮，大批的步枪、机关枪，二百多担子弹。打垮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汕失败之后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
　　
　　 　　宜章起义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这是我们这支起义部队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一月底，宜章县召开了隆重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农兵政府。各区、乡的工农兵政权也相继成立，这时宜章农军已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同志(后来在闽西牺牲)任师长。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已先后成立。初期的红色政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在这里提出来了。虽然由于时间所限，还没有来得及制订和公布土地法，正式开展土地革命，但在党和各级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地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我们一个班出去，就带回一长列新战士。宜章县的革命进入了高潮。
　　
　　 　　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砰石战斗的胜利，轰动了整个湖南。在农历年关以后，湘南其他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为了支援各地的起义，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先向郴州前进。在黄泥坳地方与敌何键的嫡系周南(师长)的两个营遭遇，我们把它打垮了，占领了郴州城。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时我们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在上述五县斗争胜利的影响下，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等县的大部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
　　
　　 　　朱德、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井冈山会师
　　
　　 　　就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举行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敬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十一月间，我们在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情形，朱德、陈毅同志便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进行联系。不久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来了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是上井冈山途中在大汾遭敌袭击而转移到这里的。起初据地方党组织报告，上犹县的鹅形地区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活动，陈毅同志立即换便衣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那时候，兄弟部队之间很讲阶级友爱，我们从范石生那里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不仅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同志带领的这个营，还有一部分由这个营携带返回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二月初，我们打郴州时，毛泽东同志又派一个特务连到郴州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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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6）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湘南起义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遭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损害。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主张，即为了不让军阀队伍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专门派人到部队来传达这个错误主张，并要求坚决执行。“左”倾错误的烧杀政策，虽然受到一定的抵制而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但已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激起人民的反抗，使我们的斗争受到很大挫折。同时，由于湘粤大道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我们占据湘南，控制这条大道，对各派军阀威胁很大。三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便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我们进行“协剿”。朱德、陈毅同志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四月上旬，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同志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地到达砻市。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了砻市。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优秀的***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禾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采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率领我们艰苦转战，立下丰功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从潮汕失败以后跟随朱德、陈毅同志一路转战同上井冈山的许多老战友，也都先后牺牲和去世了。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费尽心机对这段历史肆意歪曲、篡改和捏造，甚至对朱德、陈毅同志进行无耻的诬陷。这就使我在无比愤慨的同时，深沉地感到，有责任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记述朱德、陈毅同志们这一段历史功绩。陈毅同志生前说过：“伪造历史就是犯罪。”只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反映出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妄图阻挡革命历史潮流的林彪、“四人帮”一小撮丑类，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一生为人民立下不朽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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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1）-2
　　
　　 　　这时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重申了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前面我曾提到，我党早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但那时党的工作主要在上层。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信丰、大庾整编，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但支部还是建在团上。现在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这一重大措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保证了我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连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团，在党的领导下屡建战功，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卖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仍抱成见，称政工干部为“五皮主义”、“卖狗皮膏药的”。“五皮”(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本是北伐军军官的新型象征，区别于北洋军阀的长统大袖，蹒跚裤脚的装束的。早在北伐时期“五皮”就成为行伍出身的同志戏谑政工干部的称谓。这时“五皮”装束在红军中已没有了，但他们仍然这样戏弄政工干部。我担任党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见到我就说：“来卖膏药了吗？多少钱一张？”我刚作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象铁匠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实上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如果哪个单位战士逃跑多，几乎不用调查，就可以断言那个单位打人成风。
　　
　　 　　建立和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过程。我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用变相的体罚。我们连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一次他赌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气，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我们把这个称作“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讯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仍然不改。我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我也不罚他了，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我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他流泪了，被说服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后来，他果然改了，并且发现别人赌博还来告诉我，帮助作工作。我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就这样，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匹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敌人的封锁，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后来，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条件好一些了。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一次可发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区就买鸡子吃，到福建地区时还可以买到罐头吃。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钱。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部队中流传一付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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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2）-1
　　
　　 　　朱军长、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付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拒绝改造、对抗改造的事例也是有的，我们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的叛变就是一例。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部队在湖南郴州战斗失利后，二十八团由桂东折回井冈山，让二营营长袁崇全带一个加强营(附属团部炮兵连)担任前卫。半路上他同副营长曹凤飞，还有一个党代表杜峰北叛变了，经井冈山南边崇义县思顺圩跑了。团长王尔琢同志带了一个连去追，半夜追上了并把该部包围起来了。因是半夜，天很黑，他就对着队伍喊话：“我是团长，你们不要打枪，袁崇全叛变了，我是来接你们的。”部队听到他的声音才知道袁崇全叛变了。四连、六连、机关枪连都纷纷跑过来了。正当他集合队伍讲话时，叛徒袁崇全等五人，却躲在暗处，他们拿着五条驳壳枪，对着团长讲话的方向就打并乘乱逃跑了。王尔琢同志当场牺牲。王尔琢同志原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兼任二十八团团长，很受大家的爱戴。他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这次事件说明对于旧军官的改造比对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复杂、艰巨。
　　
　　 　　此后，一直到古田会议，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正确地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体会也日益加深。这一段建军思想发展过程，已为大家所熟知，我就从略了。
　　
　　 　　学习建设根据地
　　
　　 　　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我们的动员口号是“打到广东去，组织第二次北伐”。当时是要把广东作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同志率余部艰苦转战，沿途一直在寻找革命立足点。一九二八年一月湘南起义，一个多月内，夺取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的政权，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带动了周围十多个县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到了三月下旬，起义军遭到敌军七个师的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又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脱离了群众，致使我们无法在那里立足，被迫放弃了湘南地区。潮汕和湘南的挫折，使南昌起义的部队来不及进一步探索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象“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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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2）
　　
　　 　　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部队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同湘南起义时相比，工作内容有了发展。湘南起义时，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夺取了政权，也参加做群众工作，但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是从军事上着眼。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我记得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表报，叫做社会调查表。大体内容是：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的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军队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建立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做法，不仅是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毛泽东同志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了。我们在实践中觉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又是在为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人怀疑老在山沟子里哪能打出天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中去。八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这些错误思想，是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我在二十八团任连长，我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都被带到湘南去了。进到了湘南，第一仗就是打郴县，仗打得还好，郴县打下来了。开始以为敌人是许克祥的部队，一打才知道是范石生的部队。潮汕失败后，范石生曾给朱德同志以帮助，现在打他的部队，这从政策上讲是不妥的。所以打下郴县朱德同志又高兴又不高兴。郴县打下来，派第三营担任第一线警戒，第二营为二梯队。黄昏时，敌人反攻了，攻得很凶，三营顶不住了，二营营长袁祟全却见死不救(前面已经提到，他随后叛变了)。三营给团部写报告请求增援，报告送到了团参谋长手里，他正忙着收集胜利品，把报告装进口袋也没有看。后来三营支持不住垮下来了。其他部队也都退出来了。当时部队不会夜战、巷战，在县城里东南西北也辨别不清。在郴县缴获了两房子的枪支弹药，全部丢掉了。第二十九团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只有第二十八团拉出来了，拉到了资兴，后又转到了桂东。这就是“八月失败”。
　　
　　 　　由于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去了湘南，敌人趁机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当时第三十一团分兵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人来了四个团，占领了宁冈茅坪，并进攻黄洋界。我守山部队只有一个营，在五大哨口严阵以待，并于黄洋界哨口迎头痛击敌军。不久，敌军内讧，撤退了，我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不出去，不仅二十九团不会散掉，而且可以好好地打个大胜仗，把根据地扩大到吉安、安福、萍乡、平江、浏阳一带。
　　
　　 　　毛泽东同志对于这次失利是有预见的。他在七月四日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上，特别提到部队拉出去不利。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在郴县作战失利转战到了桂东之后，就带了一个营来接我们。他很注意做第二十八团的工作，出发时交代了第三十一团，见面后不要讲第二十八团的缺点。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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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3）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打倒军阀。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反动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沿途同蒋介石的军队打的是正规战，两军对阵，正面交锋，把敌人打垮了，仗就打胜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闽、湘、赣，部队只有几百人了，不能再按老办法打仗了。当我们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边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朱德、陈毅同志决定把部队带上山，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那一带只搞了个把月，但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样搞有出路。于是从打正规战转变为打游击战的思想，就这样在同敌人战斗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了。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带五个团人马来进攻我们，朱德同志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部队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于有利之地域，第二天同许克祥打了一个预期的遭遇战。此仗，我们运用新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敌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
　　
　　 　　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军事斗争的成果，建成了党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工农红军，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所以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当然，那时的运动战还是初级的，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红军战略战术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了。没有花架子，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很重视爬山。我们在连队，每天起床后第一个课目就是爬山。不管山多高，一个跑步冲上山顶。休息几分钟又跑下山。然后才吃早饭。其次是重视夜战的训练。有的干部、战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夜晚怕鬼，经过讲科学知识，现场训练，逐渐地克服了。此外就是训练射击、刺杀和投手榴弹三大技术。这是同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相适应的。那时弹药很少，一枝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有五发子弹就算很多了，因此特别重视射击训练。每天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我一只手举起步枪，可以举一、二十分钟。我的手劲在叶挺部二十四师教导队时已有锻炼，后来就更强健了。记得一九五o年，我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一位按摩医生同我比握力，他见到我的握力和他差不多，使他大为吃惊。经过严格训练，我的枪打得比较准。打起仗来，三发子弹怎样使用呢?就是冲锋前打一二发子弹，都是打排枪，用作火力准备，接着就是冲锋。第三发子弹要留着打追击时用。
　　
　　 　　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我们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的战例，可举一九二八年六月粉碎国民党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敌抽调湘赣两省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以湘敌吴尚部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我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岗，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我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之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二十八团及三十二团之一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二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我们门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到了一九三o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我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哩！
　　
　　 　　在战略转移中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离敌人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较远，大革命时期兴起过革命风暴，受过斗争的洗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驻军是云南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这个部队远离家乡，对保守江西并不积极。战斗力弱，不少人抽鸦片，打起仗来，开始还可以，拖他一阵，鸦片烟瘾上来了，浑身无力，眼泪鼻涕往下流，简直就不象个人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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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4）-1
　　
　　 　　但是，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当时有三个发展方向可供选择，即广东、湖南和赣南闽西。广东、湖南两省敌人的军力太大，湖南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丧尽。而赣南闽西紧相毗邻，可以在三十多个县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从地理．上讲，境内层峦迭峰，山深林密，也有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丘陵盆地。这个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在若干地方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党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赣西南的东固地区，就有“东井冈”之称；闽西根据地是由秘密农会开展斗争、创造游击队搞起来的，军民血肉相连。所以这里有条件发展成大块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同志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作出了红四军向赣南出击，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
　　
　　 　　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出发，第一个目的地是大庾。我们避开正面的敌人，从敌人的翼侧向崇义县突破了封锁线，在该县的营前地区击溃了敌人的保安团，县城守敌不战而逃，我军迅速夺取了崇义县城。我军未作停留，急行军乘胜占领了大庾。我们原想制造错觉，出敌不意地转向闽西，但蒋介石觉察了我军的意图，急令赣军二十一旅李文彬部从遂川向大庾出击。这个旅战斗力强。一月二十日，敌我接火，因离开根据地作战，没有群众报信，以致仓促应战。我们凭借着大庾城东北的高地与敌三个团激战，尔后主动迅速撤出战斗，以夜间急行军摆脱了敌人。
　　
　　 　　在这次突然应战中，我军失利，有些伤亡。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遇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何挺颖同志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优秀政工领导干部，原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在陈毅同志负责全军政治工作不再兼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后调来二十八团。他工作扎实细致，联系群众，很受干部、战士的爱戴。他牺牲了，我们都很悲痛。
　　
　　 　　大庾之战后，我们的行动困难起来了。我们沿粤赣边界向东，转到了三南(全南、定南、龙南)，敌人前堵后截，轮番穷追，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我们连战失利。我们在敌占区行动，没有群众基础，耳目闭塞，只有从赣州和吉安跑出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沿途陈毅同志亲自负责同地下党员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
　　
　　 　　最惊险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更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象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又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